台湾 南方朔
(原载2004年11月16日《参考消息》)
"爱"是所有语言里最让人束手无策、甚至毛骨悚然的。当一个人说"我爱你",就像是另一个人说"爱台湾"一样,我们除了知道有一个巨大的激情躲在"爱"的语言里,再也掌握不到其他更多的讯息,"爱"之所以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因为它是个黑洞,会把人间的一切都吸入再加以毁灭。
"爱"不是本质,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纵然把"爱"说得震天价响的人也自知,他在说"爱"时,是在向对方施加一种巨大又说不清的压力。"爱"只能被当作是一种征兆、动作,而且经常还是一连串动作,最终导致悲剧、甚或惨剧的原因。
"爱"因其华丽而遮蔽
好莱坞电影里的男男女女约会,看对眼则上床,但很少有人说"我爱你"。相反,悲剧片或惊悚片反倒出现"我爱你"这种话语,似乎"我爱你"已被当作是个前奏式的恶兆,当出现这种话语,多半会有不好的事赓续于后。"爱"已渐渐成了人们忌讳使用的语言。
人们愈来愈不相信"爱"及其表现出来的话语。这不表示人们不再相信人间有些温暖的东西,而是看透了以"爱"为名的自私、贪婪、粗暴、邪恶,甚至集体式的谵妄。小则伤人夺命,大则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都在"爱"里沉沦与背叛,甚至还会惨到几被灭绝。
"爱"这个看起来很堂皇的语言,会因为它的堂皇而让人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有理?爱"的可怕在于它的华丽,因华丽而遮避,它让心盲目盲,再也看不见真正的世界。"爱"是自鸣正义的野蛮,以及道德虚无主义的真正起源。
"爱"与"恨"是孪生子
第一个把"爱"当作重要现象来研究的是德国现象学家谢勒(M.Scheler,1874-1928)。他指出,"爱"是人们无力面对自己与逃避自己,因心中有"恨",于是创造了这种冒牌的自制价值,来代替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因此"爱"是以"恨"为不明言的意识前提发展出来的。"恨"是具体的,而"爱"是虚拟的,只有如此,它始能永不停地攻击对方,而它的虚拟性则让对方束手无策。它是幻影,永远不可能打到它的要害,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把"爱"当武器。
当情人说"我爱你",对方就会觉得承受到一种莫可抗拒,一定要回报些什么,否则即是亵渎的压力。当政治人物说"爱××"时,仿佛有了金光护体,原因即在于"爱"的虚拟,非实体和华丽,用当代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话来说,即是"爱的话语让人窒息”。
谢勒对"爱"的语言现象学分析有高度延伸性。我们可以说"爱"起源于"恨","恨"可以很具体,也可以很抽象,它代表着一种"未实现的欲望",一种"想要得到却又怕得不到的恐惧"。欲望和恐惧其实是相同的,这才是本质之所在,"恨"与"爱"乃是攀附在这个主轴上形成的话语世界。它们因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纠緾下去。
从"爱"的语言现象学,我们可以看到"爱"与"恨"这对孪生子或连体婴的起源。纵使只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看,也会得到相似的结论。
语言是一个巨大无比,相互指涉的意思网络,它松散、可变、自由自在地滑动、不断相互嫁接。每个反面都会有正面,每个正面也都会有反面。罗兰·巴特为什么会写《恋人絮语》?因为"爱"的话语被说了几千年,这个意义网络已成了话语现象里最有趣的特例。人们不但可由"爱"的话语回溯到语言记号的本质,也可由"爱"的话语现象窥探人与话语的互动,以及"爱"这个话语里被包裹进去的内容,当然包括了许多明显的垃圾。
"爱"就是"未实现"
"爱"其实并非什么好东西,它除了代表"未实现的欲望"与"想要得到的却又怕得不到的恐惧"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意义。"爱"就是"未实现"。东西方小说或者传奇童话中,几乎所有伟大的爱情故事必属悲剧,"爱"的伟大不在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伟大的爱情故事都不是在说"爱"的伟大,而是"爱的未实现"之伟大。童话每次写到公主王子的"爱",就写不下去了,只好用"从此他们就过着快乐的日子"匆匆结束。合理推断是,当写到这里,童话作者恐怕也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对"爱的完成",他其实也毫无概念,不三言两语糊弄过去,要他如何是好?
尽管"爱"不是什么好话语,也不知道那些开口闭口皆"爱"的人到底想讲什么,但"爱"的话语却兀自流传了下去,并仿佛是个笼罩着金光的感情天堂。
美国北伊大教授斯蒂芬·克思(Stepben Kern)在《爱的文化:从维多利亚时代到现代》一书中做了一针见血的分析。他指出,从中古到维多利亚时代,"爱"长期被神圣化,甚至被不断添加诸如"死生与之""来世今生""天上相见"等神化色彩。这就意味着"爱的话语"也同样被神圣化与神话化,感情世界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公共伦理世界,为什么会在以"爱"为名下趋于蒙蔽、野蛮、倒退?或许都是被"爱"所害。
人在"爱的话语"里虚无沉沦
"爱"的语言现象学和语言符号学显示出,"爱的话语"是背负着过去的神圣化和神化化的资产的主宰型话语模式。由于它被赋予了金光,讲这种话的人就更容易在话语里将自我膨胀,只知道自己,再也不知道别人与世界。又因为"爱"是虚拟的幻影,它在语言的意义网络里滑动如珠,形体如变形虫,可以任意转换,并几可接上任何欲望的枝桠。
于是,以"爱"为名即成了一个超大型的荒诞剧场,任何事情都可以在里面发生。
例如,"爱"可以是"争夺"和"欲望",在《李尔王》里,国王的女儿说道:
父亲,我对您的爱,非言语所能表达
我爱您胜过自己的眼睛
整个的空间,和广大的自由
超过一切可以估价的贵重稀有事物
不亚于被赋予的美德、健康、美丽和荣誉
不曾有一个儿女这样爱过他的父亲
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她的儿女所爱
这种爱使唇舌失去能力,辩才为之失效
我爱你超过一切数量可以计算的范畴
由《李尔王》的故事,我们不能说这些话是故意欺骗,却可说它是种特定情境下的"爱的话语",今天说了不保证明天继续有效。"爱的话语"里的这种情境性格,便得"爱"今天如此定义,明天又那样定义,而说的人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矛盾。语言的意义流动,"爱"乃是最独特的例证,情人间因而相欺,搞政治的则在"爱××"里随意变化内容。因此,人在"爱的话语"里虚无沉沦,它让邪恶可以穿上漂亮的衣裳,用以掩饰那原本开不了口的手段和欲望。
法国文豪左拉(Emile Zola,1804-1902)曾说过:"爱与死亡,占有与谋杀,乃是人心的黑暗基础。"在爱情关系里,由于"我爱你"具有魔力,说的人相信自己说这句话时就等于把自己献给对方当祭品回赠。
因此,"我爱你"已具有某种"相互保证毁灭"的含义。它逼迫着对方也要参加他所拟定的这场游戏,或者成为共谋,要不就是受害人。对此,英国当代诗人、牛津诗学教授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写道:"每个恐怖皆欲望,每个欲望皆恐惧……每个受害者同时也是共谋。
"爱"是个虚拟的魔咒
"爱"是个虚拟的魔咒,只要把它挂到了嘴上,就会让人觉得自己好像是上了刑架的耶稣基督。把自己的付出神圣化,并要求别人也要为他的牺牲而牺牲。"爱"的话语之所以让人无可奈何,而且会起鸡皮疙瘩,乃是在它的话语里,人们看到了一个痞子伪装着耶稣基督而现身,他对"爱"不做定义,要别人怎么做就是他的定义,"爱"的虚拟与空洞,保障了假耶稣基督随意而行,要别人屈从于它的弹性。以"爱"为名的谋杀即是有理由的,类似于上帝权力的证明。因此?quot;爱"的"恐怖"在终极处是分不开的,"爱"也是一种在扭曲被制造出的独特权力。
20世纪初,整个欧洲的民粹法西斯勃然而兴,"真正的法兰西""真正的奥地利""爱法兰西""爱奥地利"等口号在欧洲大陆响成一片。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型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在他的旷世小说《没有个性的人》里,对"爱奥地利""真正的奥地利"这种话语作了深入讨论。他说,这些话语都没有定义,而且不必定义,它只是一种行动工具,说这话的人借此把自己放到了这些话之外,成了主宰。"爱××"没有思想、道德或责任,只有手段与权力上之目的。?quot;爱××"看得如此透彻,在那个时代,奥地利的穆齐尔可以说是举世第一。
"爱"的话语实在太好用了,我们可以在"爱"的名义下,实行欺诈、暴力、甚至杀人,不管做了什么,理由都在自己这边。"爱"的话语天生就像是洗洁精,在精神病学上,一种最常见的感情暴力是施暴者对受暴者极尽所能地殴打凌辱,而后抱着对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他多么"爱"她,"爱"的话语很快把暴力痕迹清洗干净,好像可以从头再来。
为"爱"争辩终无结果
"爱"是不能争辩的。它没有定义,缺乏准则,找不到对焦,说来说去都是自说自话。"爱"的话语里没有讨论的空间,它催生出来?quot;恨"也同样没有讨论余地。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里也同样说过,当"爱××"发生争执,不可能聚焦,一切都只会被简化成呼口号。那是种吹给自己听的口哨,靠着话筒的反复,让自己觉得没有掉进虚空中。"爱"在口号里被强化,"恨"也在口号里增强。
"爱"的话语,因而是一种必须被"除魔"的话语。由于"爱"已在过去被附加了大多魔咒讯息,因此最好的方法,恐怕还是从他那逃离。不用"爱",并不表示拒绝相信人间还好的事情,但那些事情已犯不着挂到"爱"的上头。逃离"爱",可以让人不被它魔咒的幻光所迷惑、对世界看得更清楚。而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能看清楚一点,不必在自鸣正义下杀人或害人,就已功德无量。 逃离"爱"的魔咒
逃跑,对纠緾在"爱"与"恨"话语里的人,可能是最有用的劝告。英国女诗人斯黛薇·史密丝(Stevie Smith ,1902-1971)有一首短诗《情杀凶手》曰:
我的真爱咽下最后一口气
而我合拢她的眼皮
这是个冷风飒飒的三月天
我的爱人要移情别恋
她和别的女人不同,有几分怯懦
因而造成了意外失手的大错
这首诗描述,有个恶情人,别的女人一看苗头不对立刻闪人,而免于杀身之祸。而这个女人,有些怯懦,在该逃跑时却下不定决心,终于死在恶情人手里。她没有别的女人那么幸运。
当我们看多了"爱"的话语及其纠緾与恶果,当听到"爱"或"爱××"时,还是及早跑远一点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