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六祖那儿去(下)
2015-11-20 17:39:39

 ——《坛经》与“生活禅”学习随想

三、生活与“生活禅”

㈠生活就是烦恼,有烦恼就该修行

慧公老和尚说:“我经过将近七十年学佛修行的体会,觉得我们人生除了生活以外,好像没有第二件事。那么什么是生活呢?我们处在迷惑的状态下,生活就是烦恼,有生活就有烦恼,有烦恼就该修行。烦恼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穿衣、吃饭、人来客往、工作上班,乃至起心动念都是生活的表现。因为我们还处在迷失的阶段,所以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生活也是一种染污的生活,染污的生活就是烦恼、就是生死。既然烦恼在生活中,生活就有烦恼,我们怎么样来转化烦恼呢?就在生活中修行,在生活中来转化烦恼,这就是生活禅法门。也可以说生活就是烦恼,禅就是菩提,在生活中转烦恼为菩提,这就是生活禅。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幸福,有烦恼即是不幸福的,预防烦恼、化解烦恼乃至不生烦恼就成为人们实现幸福的必然途径,化烦恼为菩提也就成为佛教的功能与手段。

“我们处在迷惑的状态下,生活就是烦恼,有生活就有烦恼。”所以,人生的觉悟必须在自我的生活中!人生的修行也必须在自我的生活中!也就是在生活中,预防、化解乃至在觉照下不生烦恼。

“生活禅”,是慧公老和尚结合当代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人生实际、佛教发展状况,所提出的人生佛法修行理念。

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所谓“生活禅”,即是在生活中、生活的当下,修学禅法,体悟禅法,实现智慧的生活。

什么是智慧的生活?智慧的生活就是远离烦恼的生活。生命本无烦恼,生命本自清净无忧,因妄想、执着而有各种颠倒见生,所以烦恼不断。烦恼生则智慧隐,如云遮日。

 

㈡觉悟人生,即是在人生中觉悟

⑴烦恼在生活中,就当在生活中历缘对境修行

觉悟人生,简单的说就是自度。“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身?”

无始以来这些贪嗔痴的业力习气种子,藏于藏识之中,遇缘显现。所以才有各自喜好的不同,也就构成了各自个体生命的差别。人生不觉悟时,纯粹在这种内在业力的推动下,颠三倒四,根本无法摆脱任何烦恼。

唯有依照佛法修行,才能实现觉悟,走向解脱。纯粹以个人解脱为目的修行,即是佛法中的解脱道。了知一切现象的无常(包括个体的生命),了知一切现象的缘生缘灭,终归无常坏灭,断除我见、我执,证得无常空、缘起性空之二乘空慧,入有余涅槃,舍报时入无余涅槃,实现自我的解脱。但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行,非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早脱苦,是有这样的菩提心愿的。有菩提心愿,首先要实现自我的人生觉悟,自不觉者何以帮助他人实现觉悟呢?所以,面对世间的各种诱惑,必须培养自己的出离心,但出离不是离开,而是于心不染,于心不被世俗所缠。

佛法修学,有二个基本的立足点:一是立足于内观,于自我心性中安住谛观。二是立足于改变自我,克除自我的习气,直面自我的不足。前者是不离理体,后者是不离事修。离自我心性者,是心外求法,数他人宝;离自我实修,眼睛盯着他人他事,必落于烦恼,于己无益,尽皆落空。

⑵“生活禅”的核心在禅

“生活禅”的核心自然在禅,以禅的智慧指导生活才能叫生活禅,若只有生活而没有禅,那只能叫世俗生活。

禅的本质是般若智,禅的精神是当下承当、当下直了,直承真如本心的清净、平等、无分别。佛说:“直心是菩萨净土”。所以,禅必然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历缘对境,不起烦恼。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感受也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人,面对同一件事,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环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我们在饥饿难耐时,有人给你一块烧饼,你会有一种难得的温暖,充满感恩;如果在你酒足饭饱之后,还是给你一块烧饼,你可能不屑一顾。这种感受,在十二因缘中称为“受”。“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受”为外界影响于生理、情绪、思想等,所产生的痛痒、苦乐、忧喜、好恶等感受,由此有利(顺)、不利(违)、无利害关系(俱非)等境界,产生相应之苦、乐等主观感受,而引起远离违境、追求顺境等一连串爱欲活动。面对纷繁的世界,我们凡夫众生的心,一定是贪“乐受”而厌“苦受”,心念被拴在能给自己带来“乐受”的事物上。

佛说:“有攀缘识住故,入于名色;入名色故,有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杂阿含经》)

攀缘识是什么?也就是大乘经典中所说的第七识,又叫末那识。而末那识并非一个什么固定的东西叫末那识,而是众生无始以来的习气种子,“攀缘”也是习气中的特点之一。这些习气的种子,聚集在一起,而藏于藏识之中,这就是“大苦聚集”。藏识即是第八识,阿赖耶识。

烦恼在生活中。不觉悟的生活就是烦恼的生活,烦恼的生活自然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而化解烦恼需要智慧,这种智慧就是般若,就是禅,这也是慧公老和尚提出“生活禅”理念的逻辑所在。

生活的幸福不是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而是具有一颗时时安住的心。心念安不住,就没有真正幸福可言。安住的人不一定是觉悟的人,但真正觉悟的人一定是安住的。

安住一定是要心力的,这就是定,现代人是被手机、互联网牵着走,心念无法安住。自心安不住,哪里有觉悟可言呢?

 

㈢奉献人生,即是在人生中行愿

奉献人生即是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行,即是菩萨的行愿。众生在哪里,菩萨的行愿就在哪里。

与二乘解脱道不同的是,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证,于“理”而言,乃是以证得真如实相为见道,以成就无上佛道为目的;于“事”而言,乃是在众生中行道。心念安住于真如本心,在众生中作一切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之行。而不是仅以个人解脱为目的的。

《维摩诘经》云:“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 菩萨行于众生之中,一切具体所行,自然是有始有终,有生有灭,岂能离开有为法?离开有为如何作为?所谓无为,即指不依因缘和合而成的,不生不灭、无来无去、非彼非此的绝对,也是涅槃的异名。大乘佛教,以无为法为诸法之本体,与“法性”、“真如”等为同一含义。

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行,始终围绕着自度度他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发心修学佛菩提道,就是在众生中修行。《维摩诘经》云:“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菩萨为救度众生必须出没于众生之中,显现生、老、病、死之相。众生因烦恼病,而菩萨只是示疾。众生之病,由烦恼造作之业力而现果报。菩萨之病,因治众生之病而“病”,非“病”也,只是一种方法、手段而已。如果众生得离病苦,那么菩萨就不会再有病了。

本着这个理念,发心修学佛菩提道一定是在有众生的地方,有众生苦难的地方修行,而不是慕道山林,在什么渺无人烟的地方修行,那样的话,说穿了是二乘人的种性在起作用。

佛法是指导众生走向觉悟、实现解脱的,有众生的烦恼,就有佛法存在的意义,能为大家解脱烦恼,就是佛法存在的价值。与时代相适应,契理契机解决众生的烦恼,这是佛法的使命所在,也是“生活禅”应运而生的道理所在。如何使“生活禅”走得更远、更有实效、更为大众所乐闻、乐受,这是需要更多人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四、“生活禅”的时代意义

诸法因缘而生,因缘而灭。慧公老和尚倡导“生活禅”,正是应社会发展、佛教自身发展,以及当今众生心理、文化、精神、物质诉求,顺应这个时代而提出的当代禅修理念。藉 “生活禅”以绍隆祖师禅法,带动和引领更多的行人有学、有修、有实证,振兴整个汉传佛教。

 

㈠“生活禅”的出现有着时代的必然性

慧公老和尚说:“宋以后,不少参禅之士由于不明教理,不懂得禅宗的真精神,终日坐在禅堂里,默然观照,或者抱着个话头,极尽思维之能事,以为这个便是真实的做功夫。像这样的参禅,能得受用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逃出“枯木众”之数。需要不断地有人悟道证道是禅宗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最内在的前提和保证。禅宗最重视师资印证和法脉的承传,原因也在于此。一旦修行证果的人少了,禅宗的衰落便是必然之势。宋以后,禅门里虽然不乏龙象之材,但是比起盛唐时的群星灿耀,不可同日而语。

当今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在看似繁荣和兴盛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深刻的、致命的危机。

佛法修学不同于世间法的理论与学术,既便是关于佛教的诸多理论研究,虽有其重要意义,但却不一定可以用来指导修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实证,把佛教经论中的理论、方法同人生的实践相结合,获得人生的觉悟与自在的受用。

由宋而至今日,又经历了一千余年,特别是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佛教已经支离破碎,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各种硬件设施的快速恢复以及信教人数的大幅攀升,佛教自身的不足愈发突显。既缺乏引导实证的理论,又缺乏踏实的实证精神。前者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实践问题。

引导实证的理论从哪里来?毫无疑问从经典中来。但怎样正确的契入经典,也就是怎样真正读懂经典,却是当下修行人的瓶颈所在。一者是存在着否认大乘经典、不读大乘经典的思潮。或认为“大乘非佛说”,或以某种具体的方法取代经典的学习,认为那样才是精进、才是专一;二者是依文解义,将经论的文字表义加以解释而已。

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经论研究,虽有诸多的积极意义,但其中最为缺乏的乃是自身的修证,这些研究理论,无非是意识思维层面的,考据、推测、想象、思辨的结果,是世间法的产物,是不能用来指导佛法修证的。依文解义者常依文字相而使人心往外求,心外求法是背离佛法正义的,既不能改变自我,又容易贪着魔事。

禅宗所言的“不立文字”绝不是不要文字,而是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之相。禅宗所“立”者,乃是实相之道,悟证而可明见,若在文字上打主意,恰似猴子水中捞月一般。

佛法的修证,是自身生命的实践,是心灵的契合。所以,回归到佛教原旨,建立在真实信心基础上的修学实践,就显得必须而紧迫。

但是,当今社会环境下,又非常缺乏具体的实证精神。一方面,求道的热情很高。但由于缺乏正确的、可行的理论引导,很多人长时间的处在摸索或盲修瞎炼之中。不仅不会有觉悟与解脱的受用,同时还会与似是而非的各种邪魔外道结缘,求道不成而落之魔臼。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继承传统,沉下心来,深入经藏,做些真实的修证功夫。这样一来,各种学说铺天盖地,但这其中有多少是由佛教的原旨而来,不失佛法的真精神的呢?有多少是自己真修实证而来的呢?有多少是可以真正引导他人走向觉悟、实现解脱的呢?这很难说。更多的只是落在意识心的思维想象和推测上,落在宗教情绪上,有些甚至落在民间宗教的鬼神信仰上。

慧公老和尚是洞察出这些问题的,是感受到这种紧迫性的,是在有感于汉传佛教的生存危机及现实可能的情况下,提出“生活禅”理念的。所以“生活禅”的出现是时代的呼唤,有着时代的紧迫性、必然性。

慧公说:“生活禅跟这样一个时代,所谓信仰缺位、道德滑坡、乱相丛生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们佛弟子应该尽什么责任?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的事,我们怎么样帮助国家治理得更好,使人心更加清净,使社会更加祥和,使国家更加安定,我觉得我们作为佛弟子有责任,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弘扬出来,最切合实际的东西弘扬出来,最贴近生活的东西弘扬出来,使我们大家都能沐浴在佛陀慈悲智慧的光明之下,能够净化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生活,美化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生活在一片祥和之中。提出生活禅,无非是如此。

 

㈡“生活禅”是对中国禅宗的传承和发展

“生活禅”理念的确立,并不是突发奇想,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中国禅宗的传承和发展。

⑴传承性

①慧公说:“我之所以选择禅宗作为终身修持弘扬的法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基于对禅宗的历史地位之认识。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真正的中国化的佛教。在汉传佛教中,禅宗独称“佛心宗”,被视为佛教的“正法眼藏”,在整个大乘佛法中,其核心地位由此可以略见一斑。另外,中国汉传佛教在唐朝的时候虽有八大宗派之盛,但是会昌法难以后,唯禅宗一枝独秀,到了宋以后,禅宗已经成了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以至禅宗的兴衰直接决定着整个汉传佛教的兴衰。从上述诸多方面来考量,可以这样讲,要振兴汉传佛教,想撇开禅宗而另立炉灶,几乎是不现实的。

禅,被视为佛教的“正法眼藏”,这不是自冠自封的头衔,而是由它直指佛心、直言究竟的本质内涵所决定的,且是当下可以证悟的。这种所证所悟依之于大乘经典同时也接受着大乘经典的勘验,于理相合,于事圆融。不拘陈规,活泼灵动,平常朴实,唯自一心。当下承当,自在而为。如此即是振兴汉传佛教最好的抓手,以振兴禅宗而带动其他诸宗的发展与振兴。

这种传承是基于佛法修证的真精髓、真精神,永远是正法的灵魂与核心所在。离开了这一点再建构怎样的理论系统,也只是学术而不是如实见地,是不能引领他人修证佛法的。没有修证何来真实受用?禅正是在修证基础上的当下之用,不是宗派的理论知见。

禅不是宗派知见,而是心宗,直指佛心。佛法修学的一切法门,皆不离此心,离此心法即是心外求法,与佛道背道而驰。由此一心而化八万四千法门,所以曰宗。有人对祖师的语录有看法,这完全可以理解,这本身就是六祖以降的不足之处。但有《坛经》在,有宗有教,这就是禅宗立于中国1300多年不倒的核心灵魂所在。

②“生活禅”就禅宗的法脉传承而言,是清晰的、明确的。慧公说:“我是 1951 年在广东云门寺依止虚云老和尚受戒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接受禅宗的教法并依之修行,并继承了虚云老和尚的法脉。

我跟禅宗有着甚深的法缘。因为这个因缘,我便义不容辞地选择了禅宗,把它当作我毕生弘扬的最重要的法门,同时并把它视作振兴中国汉传佛教的关键所在。

禅宗的传承是清晰有序的,这既是法脉人脉的衣钵延续,更主要的仍然是法义修证内涵的传承。“生活禅”即是在禅的内核下,在禅宗的衣钵下,掀起更广泛的禅法修学热潮,以期迎来佛法修学的又一繁荣时代。

⑵创新性

佛法是紧随时代的,因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环境是不同的,引发人们生存矛盾、关注焦点也是不同的,而佛法是以预防和化解众生生活中的烦恼实现人生觉悟为目的的。所以,佛法教化的形式、手段必须是紧随时代的,必须是适应众生的。

慧公说:“应该说,生活禅的真正的祖师爷是四祖大师,他把禅融入到耕田种地当中,把耕田种地也当作是修行的一大法门,他提出,坐作并重。一方面是坐禅,一方面是作务,这个高明得很,不但解决了僧人的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跟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禅宗为什么能够发展,就是彻底地把佛教的精神,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国民情、中国国情当中,她能够铺天盖地地席卷整个中国佛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都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做这种不平凡的事业出来。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克除传统中的弊端,建立适应时代、适应众生的禅修新理念,这即是“生活禅”的创新性所在。正如慧公所指出的那样:“不明教理,不懂得禅宗的真精神。”如此,不少人或以定为禅、或以神通为禅、以意识知见为禅等等,这些错误的知见固然不是由传统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于缺乏对佛法教理教义的真会通,缺乏真实的修证,知见模糊,久而久之,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便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也便成了修学者的大障碍。所以,现在佛教中最大的问题,乃是不通教义。连佛陀说什么都不知道,还能依法修行吗?还能直指佛心吗?

以佛法教义指导人生修行,参究人生现象、各种社会现实矛盾,以佛法智慧指导生活,这才是“生活禅”的目的。所以,“生活禅”的建立,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明了禅法教义。慧公说:“我们应当首先恢复或者说回到禅宗的原旨精神上面来。我曾经提出过“要回到六祖那儿去”,其出发点就在于此。”本文以慧公“回到六祖那儿去”为题,其意正在这里。

 

㈢“生活禅”具有广泛的融合性

慧公说:“在生活中,培养专注、清明、绵密的觉受,以信仰、因果、良心、道德为内容,不断优化自身素质,从而落实觉悟人生的宗旨。在生活中,培养以感恩、包容、分享、结缘为内涵的理念,不断和谐自他关系,从而落实奉献人生的要求。觉悟人生,所要做到的是要优化自身素质;奉献人生,所要做到的是和谐自他关系。我们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事?我们要永远地、无穷无尽地做这两件事,不断优化自身素质,觉悟人生;不断和谐自他关系,奉献人生。永远只能够主动地做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可能都只有被动去做,唯有这两件事你可以主动去做。如果我们把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和解脱道与菩萨道,进行一个连接的话,那就是以解脱道为目标来优化自身素质,以菩萨道为目标来和谐自他关系。以此两道的完美结合,落实“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生活禅宗旨。

从“生活禅”的宗旨我们不难看出,“生活禅”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乘菩提的行愿。既然是大乘菩萨的行愿,他就一定是契理契机的。所谓契理,即契真如理体,契般若智慧,契禅宗正义;所谓契机,即契众生的根机,契时代之机,契众生的现实乃至烦恼之机。前者是理,后者是事。充分适应时代、适应众生而立足当下,正是禅的精神,灵活灵动。这种灵活灵动的方式方法,唯有一个目的,就是化解众生的烦恼,启发觉智。所谓法无高下,契者妙。能药到病除的药就是好药,禅正是应病与药的良方、良药。

但“生活禅”的创立也还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仍然还在起步探索的实践过程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距成熟与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但就其精神、理念以及已取得的经验看,他的特点是很明显的。

其一,“生活禅”虽然秉承着祖师的法脉,但对包括声闻禅在内的各种禅法是包容的、绝不排斥的。只要是能够引领众生觉悟的,无论什么禅法都接纳与包容。以圆融一乘的精神,容纳万千法门。

其二,“生活禅”的修学对象,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虽然以出家二众为骨干带动在家二众,但并不拘泥于四众弟子,而是开放的接纳社会一切有兴趣修学者。实践证明,二十多年来,以“生活禅”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就感召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出家,成为今日教界的法门龙象。

其三,“生活禅”虽然以祖师禅的修证精神为要旨,但广设方便接引之法,培养有兴趣的禅修者,全方位多层次地导向深入,以期有更多的人能悟明心性。好比从一宝塔的塔尖,垂一线而至地,这核心的中线就是真实禅修的方法与理念,围绕这一核心,建立于每一层面的各种方式、方法,接引各种类别的人群,都不会失去方向,背离宗旨。如何做到始终不离这个核心呢?只有藉教悟宗,以理导事,解行并重,理事圆融。否则,很难把握这个核心。

其四,“生活禅”秉持“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的理念,对“生活禅”修持的道场而言,即是广大的生活舞台,即是社会、人生的一切行中。因此,他既包括严肃的寺院生活,也包括纷繁的世俗生活。既有严肃的宗教信仰生活,也包容各种非宗教的文化生活。既有传统的佛教共修形式,又有适应现代人特点和需求的新方式。使更多的人感受禅的内在精神,培养具有禅意的文化气质,成为禅文化的广泛受众。

其五,“生活禅”虽然是典型的禅宗内核,但却并不固守禅宗的门户之见,在宗门法脉恪守严格的传承制度外,“生活禅”对佛门中的一切宗派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一切法门皆可以为我所用,不搞门户壁垒,一切有利于佛法中兴,尤其是汉传佛教中兴的宗派法门,“生活禅”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其六,“生活禅”虽然广具开放、包容之性,但却必是严格依佛教法,严格持守戒律的,尤其是四众弟子,必以持守戒律为其修持准则。绝不以破坏戒律、违反佛说教义、法义为代价迎合乃至献媚世俗人心。始终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宗旨,在生活中行愿教化。

 

五、《坛经》与“生活禅”

《坛经》对于“生活禅”而言,始终具有指导意义。《坛经》之所以1300余年长盛不衰,无论是于传统文化,还是佛法修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坛经》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佛陀教法与中国僧人修持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自达摩祖师将祖师禅法带到中国来,一直传到四祖,这一百五十年间,都是秘密传授的,其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乃至生命的代价。“因为达摩祖师来中国那个时候是以戒律为主的佛教氛围,达摩祖师所提出的那些理念,当时都没有人能够接受他,不光是理论和修行方法,人们不能接受,连他住在庙里的这种可能性都没有。”正是在这种碰撞之中,一代一代的探求、适应、融合,直到六祖才风靡天下,诞生了中国僧人创造的经典——《坛经》,引领禅宗一脉逐步形成繁荣鼎盛的局面,并一直影响后世,直到今天。所以,《坛经》对“生活禅”的指导与引领是全方位的,是直接的。

其次,《坛经》是中国禅宗大德修行实践的产物。正如我们在前述中列举的惠能、惠明求法得道的故事那样,《坛经》是诸多禅宗大德们修行实践的记录。有明确的教理根据,有具体的日常事修、有真实的悟证体验。所以,《坛经》对“生活禅”的行人而言,是最直接的实践指南。关键是要读懂、要真契入禅的精神,以理导事,理事圆融,行之于生活,才是名副其实的“生活禅”,倘若流之于清谈,终究是要落空的。

第三,《坛经》是哺育出众多大师的,并经得起岁月检验的智慧结晶。虽然称为六祖坛经,记述的是六祖的言教,但却是几代禅宗祖师共同智慧的结晶。1300余年来,《坛经》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宗门弟子,即使其他各宗各派,难得有人会说他没受过《坛经》的影响。光是宗门之内,每一个时期都不乏大师诞出。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生活禅”的修行者中,也一定会诞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禅门大师!

慧公说:“克实而言,生活禅的提出,并没有在大乘佛教和祖师禅的精神之外添加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将祖师禅的“将修行与生活打成一片”的特色更加突现出来而已。其本意只是想将祖师禅的修行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积极健康的、引人向善向上的生活方式加以提倡。这是我们佛教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社会大众寻找精神家园、落实信仰回归的迫切要求。我觉得,人间佛教精神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来讲,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否则,任何有补于世的好理念,都会变成空头支票。

佛法修行,无论何宗何派,他必须依于佛说经典,以佛说经义作为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禅宗也不例外。“生活禅”作为禅法修行的时代理念,必须始终以佛法教义,尤其是了义经典为指导,这其中自然包括《坛经》。同时,“生活禅”作为适应时代的新理念在教学手法等诸方面,既是《坛经》的延续,又是其丰富和发展的新探索、新实践、新表征。

“生活禅”的理论探讨以及实践状况,又必须接受经典(包括《坛经》)的检验,这就是经典的勘验功能,所修所学若经不起经典的检验,无疑是个问题所在,行人当直面剖析,绝不可以自欺欺人,更不可以误己害人。

弘扬“生活禅”,推动“生活禅”,实践“生活禅”,就是当代大乘佛子的菩萨愿行,念兹在兹,唯在一心,宗通说通,全在行中,即使只有一滴水,也能映照着太阳的光辉,倘若把这一滴水放在大海中去,则能时时与日月交相辉映。

慧公老和尚常说:“跟我来”,“回到六祖那儿去”!

(以此回向与感恩慧公老和尚,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

 

20151031日于茅山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