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锤炼，佛教成为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之一。佛教影响了人类历史上广泛的人群，对人类历史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精神传统，庞大方广，包罗万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她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文本，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诠释。我们可以在书店里找到许多这方面的教科书，有从哲学角度讲的，有从文化角度讲的，有从社会学角度讲的，有从文学艺术角度讲的。从作者看，有佛教界的，有哲学教授，有文学工作者。这是一个学问的、信仰的海洋，有时感到望洋兴叹。

大家参加生活禅夏令营，对禅法、对佛教都会有切身的体验，所闻所见也会引起大家思考一些问题。这里我就提出三个问题，让我们共同来思考。

1、佛教的魅力在哪里？

2、佛教给我们留下了哪些资源？

3、佛教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佛教的魅力在哪里？

三大世界性宗教里，佛教的历史最长，影响了世界上三至五亿的人口。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佛教信仰人数实在不好统计，但数量应该不在少数，周恩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说，中国有一亿多佛教徒。佛教徒在中国宗教徒人口比例中，应该是最多的。从书本上我们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但在老百姓心目中，却往往把佛教当作中国固有的、土生土长的，没有把它当作外来的宗教来看，这一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佛教已经融进了中国文化和信仰的血脉里。

如果是这样，紧跟着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一个外来的宗教竟然能够在中国扎下根来，开花结果，似乎比亲生的好像还要亲，她的魅力何在？有一本外国人写的书叫《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又是如何征服中国人心的？

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些普通信众，问过法师，也问过大学教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妨做一个简单的考察，把他们的回答综合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一般的老百姓这一阶层。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有的大字不识一个，但佛教信仰很虔诚。有的老年信众在家一心念佛，早晚课诵，初一、十五吃斋，这种情况的人是很多的。最近我去五台山，看到许多信众面对着白塔磕“长头”。有一位信徒说，一年下来要磕十万个“长头”，地上都被磨出了两条深深的沟痕。有信仰的力量做支撑，再难的事情看来也就变成简单的了。世界上的很多奇迹，现代人都琢磨不透，比如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佛教石窟，古人是怎么造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人怎么那么有毅力、有智慧？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就想得通了。今年6月份，我去云南昆明的圆通寺，见到两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芭蕉树下打坐。我同她们聊天，她们告诉我，每天要念咒语近万言。我问佛教是如何吸引她们的，她们的一些朴素的回答比较说明问题：

1、一进了佛教寺庙就很欢喜，看到笑口常开的弥勒佛好像在欢迎她们，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看了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觉得很美，心里也觉得很舒坦。何况观世音菩萨耳听八方，寻声救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我问她们，基督教教堂里的圣母像、耶稣像也是慈眉善目，也很美啊。她们回答说，不如寺庙里的菩萨看着亲切、熟悉。

2、寺庙里很清净，听不见汽车喇叭的喧嚣，而且没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心里不烦。

3、佛教劝人行善，劝人做好事，如果每个人都能一心向善，这个世界不就太平无事了吗？

4、现在好多人为了私利无法无天，就是因为什么也不信。佛教讲因果报应，如果信了佛教，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就要掂量掂量了。

深刻的道理往往蕴含在简单平实当中。从这些信众的回答里，给我们的是什么信息呢？如果归纳一下，佛教有几条是最吸引老百姓的。

1、佛教是令人欢喜的宗教。比如大肚弥勒佛笑脸迎人；

2、佛教是让人亲近的宗教。比如观世音菩萨慈眉善目；

3、佛教是对人包容的宗教。无论贫富贵贱，她都不拒之门外；

4、佛教是给人希望的宗教。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和痛苦，只要一心向佛，佛菩萨就会来解救的。今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来世还有希望；

5、佛教是劝人向善的宗教。佛教重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佛教徒看来，这个世界上不管权力地位如何无常变化，但还有一个正义的法则存在，就是因果的铁律。这也就是这个世界还可以变好，还可以迎来光明的最后保障。普通信众相信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的观念，而这一念就培植了千百万信众的善根，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在有宗教信仰的人看来，这种约束比国家的法律还要根本，从而发自内心的依教奉行。

我想这就是佛教示现给世人的本来面目，也是佛教曾经具有，按其教义也应该具有的品格。对一般老百姓说，其魅力在此。

其次，我们看看历史上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一阶层。

知识分子有理性的分辨能力，看事物不仅看表面，更要追问个为什么。因此，他们之信佛，更有深层次的原因。

历史上，士大夫与佛教结缘者比比皆是，有的与高僧交游，成为方外之友；有的为佛教高僧撰写碑铭；有的更直接写出关于佛教的义理文章；有的援引佛理入诗入画。

东晋这个朝代挺有意思的，朝廷上下都重视研究理论问题。当时的士大夫大都喜欢舞文弄墨、追求高雅，这些人被称为名士，如王导、王羲之、谢灵运、顾恺之等等。他们大多喜欢与当时的名僧，如慧远、支道林等交往，相互唱和，引为同调，甚至不分昼夜地切磋佛理，从而成为佛教的热情支持者。这些人的佛学水平都达到比较高的程度。《高僧传》里说他们“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皈依，措心崇信”。

唐朝的时候，也涌出一大批对佛教信仰虔诚的知识分子。比如曾经担任过太府卿的萧璟，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唐代高僧道宣称赞这一家“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楷模矣”。

大诗人王维，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尚书右丞，他笃信佛教，过着亦官亦隐，亦僧亦俗的生活。他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专事坐禅诵经。其诗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作诗，意境空灵，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夜静春山空，人闲桂花落”，诗中境界是很美的。

大文学家柳宗元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他有一首《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中言道：“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自号香山居士的白居易曾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从其《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佛典的娴熟程度：“夫开示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一言。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九千九十二言。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言。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种经，具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 这段文字等于给我们开了一个学佛读经的书单，其中连每部经多少篇幅字数都囊括无遗。

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与佛结缘的公案、典故不胜枚举。归纳起来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佛教的信仰，大多是一种对智慧的喜爱、一种欣赏、一种沉浸其中所带来的无比舒畅的精神上的快乐。在他们眼里：

1、佛教是一种精神境界。 对士大夫来说，人生际遇，宦海沉浮，得意失意，最需要心态的调整。佛教在这里恰恰帮了大忙。得意之时，佛教告诉他们世事变化无常，是非成败转头空；失意之时，佛教告诉他们在庙堂之外，还有许多绝妙佳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任运自然，观天外云卷云舒”，“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2、佛教是一种人格理想。什么叫高僧？意境高远，志行高洁，义理高深，有这三高才是高僧。现在有许多法师，可以称做名僧，是因为有名，名气大，但却不一定是高僧。什么是法师？人天师表，是世人学习的典范，才能称为法师。所以我们的法师要对得起这身袈裟，老百姓拜的或者说尊重的是这种人格的力量，我们应珍惜。比如东晋慧远大师驻锡庐山东林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又如玄奘大师，“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其人格魅力，千古一人。唐太宗亲自为其做《大唐三藏圣教序》，文中说：“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

3、佛教是一种究竟智慧。佛教在理论上的思辩，引起知识分子极大的理论兴趣，所以许多知识分子沉醉于其间，有的还著书立说，阐扬佛理；有的甚至成为虔诚的护法居士。比如《理惑论》作者牟融，针对时人对佛教的排斥、误读甚至攻击，逐条辩驳。如孙绰撰写《喻道论》，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把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冲突进行了调和、汇通，把儒教和佛教打通。佛教的智慧和知识，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扩展了生命的活动范围。比如关于世界和时间的概念，对中国文化来说，一下子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为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新的领域，使他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思维和想象的空间。

由上可以看出，佛教对知识分子来说，其魅力在于：

1、佛教是理性的宗教。其学说不是教人迷信、盲从，而是说道讲理。

2、佛教是知识的宗教。喜欢探求真理的人，即使是喜欢钻到象牙塔里的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东西。因此，尊重知识的人也必定会尊重佛教。

3、佛教是艺术的宗教。美的事物，谁不喜欢？而且这种美是人间之美、思想之美、灵性之美。比如王维的诗，其意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绝妙的精神享受。

最后我们再看看帝王将相这一阶层。

这是一批掌握至高权力的、也是高处不胜寒的人。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事，有些确实稀奇古怪。比如西方历史上，古希腊攻打特洛伊城，据说是为了抢夺美女。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战争也很有趣，却是为了抢夺高僧。一次是前秦的苻坚发十万大兵攻打襄阳，抢夺道安大师和习凿齿，一次是苻坚派大将吕光发七万之兵西征龟兹，以武力迎请鸠摩罗什大师。

中国佛教史上，帝王与佛教之间的佳话比较多。如石虎与佛图澄、苻坚与道安、姚兴与罗什、隋炀帝与智者、唐太宗与玄奘、武则天与法藏等等。这里举几个例子：

后秦的姚兴大力支持佛教，“卑万乘之尊，尊三宝之教”（《大唐内典录》卷三），他主要是支持鸠摩罗什翻译佛典，集全国三千多僧，法筵之盛，古今罕见。史载罗什执胡本，姚兴执旧本，共译《大品般若经》。他还亲自撰写《通三世论》。

南朝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大臣花巨资把他赎回来。有些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认为梁武帝为了维护统治，笼络佛教，麻痹人民群众，此举完全是做秀。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梁武帝确实又是充满激情地对待佛教，他不仅崇奉佛教，而且亲自研究义理，撰写佛教论文，自成一家之言。梁武帝写过《立神明成佛义记》、《断酒肉文》，还“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梁武帝是个既可爱又可怜的历史人物。这位皇帝菩萨，作为一个统治者曾认真地思考治国的大政方略，探讨哪一种思想更适合管理国家。他曾经说：“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乃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他亲自开讲《涅槃经》、《般若经》，还注过《道德经》、《孝经》。梁武帝有一首《述三教诗》：“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这样一位皇帝菩萨最后却被活活饿死，结局也是可悲可叹。
唐朝太宗皇帝天纵神武，文治武功，都是不得了。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太宗亲自接见，“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面奉天颜，谈叙真俗，无爽帝旨，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太宗亲自作《大唐圣教序》，文字写的很优美。如果没有唐太宗，可能也就没有玄奘大师这样的伟大成就。

唐代对佛教高僧的尊重，所给的政治待遇，现在是比不了的。主要有几项：1、赐紫衣（三品以上服紫）；2、赐师号、谥号、国师号；比如慧能，唐宪宗谥为大鉴禅师。3、赐官爵；唐代宗时，赠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赐不空为特进、试鸿胪卿，后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

宋朝时有个故事，宋太宗在京师开封相国寺烧香，问是否应当拜佛像，高僧赞宁回答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听得宋太宗特别受用。

朱元璋做和尚时，一次外出晚归，寺门紧锁，只好在寺外席地而睡，望着满天星斗，兴之所致，吟了一首诗：“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由此可见帝王之气象。

综括以上，历代帝王更多地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待佛教。佛教有这么几个特点，吸引着统治者的目光：

1、佛教是出世的宗教。佛教崇尚出世，高僧大都躲在深山古寺里修炼，不会给皇帝闹事；

2、佛教是中道的宗教。佛教的教义常常是讲了这边，也讲那一边，不偏不倚，持守中间路线，不走极端；

3、佛教是和平的宗教。佛教讲不杀生，主张非暴力，一般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
4、佛教是文化的宗教。佛教的文化含量比较高，其队伍里的文化人比较多，有助于国家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教化老百姓。

因此，执政者往往认为佛教有助于国家，对王道教化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北魏文成帝曾说，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南朝宋文帝也曾说：“佛法汪汪，尤为明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综合以上可以做个小结：

佛教的“表相”吸引村夫村妇，很感性、亲切、人间化；

佛教的“道理”吸引知识分子，很高远、飘渺、哲理化；

佛教的“应用”吸引帝王将相，很实用、有效、功能化。

佛教的魅力是一种文化、艺术、思想的魅力。正由于此，佛教才成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自主的选择。由此可说，佛教是文化，是传统，是我们精神家园的一隅，是赖以存在的精神资粮，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元素。

今天的佛教，我们借此可以对照一下，她是不是仍然散发着这些迷人的魅力，是否还有这样的优势？如果还有一些，那么我们一定要珍惜爱护。可以肯定地说，只有这样佛教才能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喜欢，为知识分子所喜爱，为整个社会所包容。

面对现实，我们也不无一些担忧。人类的许多事情往往理想很好，理念也很好，但落实到具体的人间，落实到人的身上，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茫茫宇宙中，毕竟人是很渺小的。西方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此，我们感到，也有必要为一些地方的佛教提个醒：

1、时至今天，一些地方的佛教是否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了？是否变得不那么亲切，不那么惹人喜欢？佛门应该是对所有人敞开的，不能谁给的供养多，就为谁服务。所以要十分小心佛教只变成富人的佛教。

2、在一个大力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氛围里，一些地方的寺庙经济条件改善了许多，有的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大型项目或活动，大事铺张，场面奢华。如果是在政府机关或公司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恐怕早已遭到诟病了。所以要十分小心佛教变成奢华的佛教。

3、讲经说法是佛教的本分事、基本功，但有些寺庙的法师却业务荒疏了，失去了人天师表之榜样作用。所以要十分小心佛教变成空洞化的佛教。

4、佛教讲淡泊名利、看破放下。但有的法师出入豪门，交结权贵，游走于名利场之中，沉溺于达官贵人之间。所以要十分小心佛教变成贵族的佛教。

佛教留给现代人类哪些资源？

这个问题从经典、寺庙、理念几个方面来谈。

1、经典

书籍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文字是精神和思想的外化形式。佛教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的书籍，这就是大藏经——佛教典籍的总汇。寺庙里可以经常看到的“藏经楼”，就是专门供放大藏经的。

佛教常讲三宝：佛、法、僧。除了佛像、僧人，还要有“法”，“法”的一个主要代表就是大藏经，佛祖告诫弟子要“依法不依人”。当然这个“法”要人来传，关键因素还是人。大藏经分经、律、论三部分，记述了佛祖的法言法语，佛要求弟子们的行为规范以及后人对佛理的解读。

大藏经分南传大藏经、汉传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论内容的多少，汉传大藏经最丰富。我国历史上，从宋朝官修《开宝大藏经》开始，历经元、明、清、民国至现代，无论官修、民修已有几十种版本。历代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所收录经籍的总数，约为四千二百多种，二万三千多卷，约数亿字。

这么多的典籍，确实令人望而生畏。所谓“皓首穷经”，深入经藏，此之谓也。与其他宗教相比较，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在经典方面确实是独一无二，无教可比的。所以说佛教是文化的海洋，任何人深入进去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佛法的伟大。

我们讲佛教是文化的宗教，这就是具体的一个体现。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佛教经典的历史。

其一，佛教的这种文化集成，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多少代人努力的结果。历史上从汉朝开始，来到内地的印度人、中亚人、西域人，前赴后继，翻译各种佛典。有几个大翻译家，如法显、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不空等，是大家都知道的。由此形成了多个翻译中心（译场），有的翻译中心达数千人，集中了大量国家资源。译经运动前前后后达数百年，是人类历史上辉煌而壮观的文化现象。

最近，社会上掀起了玄奘热，西游记热。一支又一支队伍重走“玄奘之路”，一家又一家公司拍摄唐玄奘。但媒体关注的大多是唐僧西天取经，却对其伟大的译经事业着墨不多。

有些经典其实都是多次翻译，如《心经》、《华严经》等。有时皇帝亲自参与翻译，就某个词汇，反复研讨。后人认为，鸠摩罗什的翻译优美、生动、简约，玄奘的翻译准确、规范、典雅。

我们学历史的知道，西方文艺复兴的一个前提是西方从阿拉伯世界回传、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理论和思想的支撑。同这段历史相比，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翻译运动，宣传的实在太少了。它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这其中的意义以及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我感到还没有完全阐发出来，特别是这其中的成功经验，还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应该有人写一本《中国佛教翻译史》。

其二，这些经典、大藏经，不仅记载了佛陀的言教，还详细记载了中国佛教的发展脉络。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是有继承更有创造的。中国取代了印度而成为佛教的中心，这句话不是信口空说的。中国对印度佛教思想的取舍、更新、转换，到中国佛教学派的兴起，再到宗派的形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时，中国的僧人们根据传来的一经一论进行钻研、弘扬，研究得很细，宏观上又很有系统。比如毗昙学、地论学、摄论学、成实学、涅槃学、三论学等，都是盛极一时，那是一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隋唐时期，又根据佛经中的某些经典，开启了宗派佛教，如天台宗依据《法华经》、《金光明经》，华严宗依据《华严经》，三论宗依据龙树、世亲的三大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进行阐发，形成解释经典的系统，但这已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活生生的创造了。这是中国思想发展到了一个了不起的阶段。其思维的活跃，思想的高度，体系的完备，都使中国佛教进入了黄金时代。智者大师、玄奘大师、法藏大师、慧能大师，这些充满大智慧的人，达到了那个时代思想的顶峰，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宗教导师。

有海外学者讲，如果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是谁，答案不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也不是朱熹、王阳明，而是玄奘。前面那些人可以称为圣人，但玄奘所具有的知识结构、语言、思维的思辩性上，特别是在中印文化传播与沟通上，在中国知识系统的传承上，确实是其他人不可比拟的。

我之所以重点谈佛教的经典，是因为我们虽然还可以说拥有这些经典，但其价值和意义却长期地被尘封了，被放在图书馆里，寺庙的藏经楼里，虫叮蚁咬，束之高阁。仅仅被供奉着，学习、研究、钻研的人却少之又少。现在有多少人还会去翻一翻它们呢，更不要说研究了。对于大藏经，应该保护、整理，但更重要的是要使用、运用，要去传承。历史上，《僧传》中记载的高僧大德，我们看到都专攻某种经或论或律，有的一辈子讲某部经要几十遍，甚至上百遍。近代的太虚大师、虚云大师，也都是要闭关多年，悉心钻研，披阅经藏。出来后，还要反复地宣讲。我们现代，缺乏的恰恰是这样能够“讲经说法”的高僧。

我们主张还是要回到经典，那里有最深沉的智慧，有佛教的真生命在。所谓“续佛慧命”，就是要续佛法之不坠。

古代对出家人的称呼是很严格的。法师不是轻易可以叫的，必须要真正了解佛法，精通某一经某一论，才可称为“法师”，玄奘大师的最高称号就是“三藏法师”。通经、律、论，所以叫三藏法师。禅师也不是随便称呼的。还有“论师”，要通某一论，才可称为“论师”。

2、寺庙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陆）有两万多座寺庙，许多小庙可能还不算。

这些寺庙大多在山水形胜之处，山环水抱，乃风景绝佳之地。古代高僧大德大多是风水大师，很会选地方。当然有的是在城市之中，虽身处闹市，但也是一清幽所在。可惜现在好多被商业气氛所污染了。

进了寺庙，大家有什么感受？来到柏林寺，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心灵上的宁静，佛教上所说殊胜的感觉。古人的诗中，寺与风、云、花、雾都成为入诗入画的一种元素和符号了。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现在很多日本人都到寒山寺，络绎不绝，就是冲着这种意境去的。

面对古老的寺庙或者石窟，思索时间与空间凝结成的历史，你会不知不觉生起一种感动和赞叹。在山西大同华严寺，有一尊石雕菩萨像，据说郭沫若先生足足看了四十分种，赞叹其为“东方的维纳斯”。

前不久我去云岗石窟，站在那里，感慨万千。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就想起宋代大儒程明道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无外，思入风云变幻中。”

洛阳龙门奉先寺大佛，简直是太美了，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形象大使”了。

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两个朝代，值得关注。

一个是南朝，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义理，谈空说有，讲玄论妙，把中国佛教推向了一个理论的高峰。在宋文帝、梁武帝等几个皇帝的带动下，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都研究佛典，而且不是一般的研究。历史上这一点是常常遭到诟病的，认为不顾国计民生，清谈误国。但从佛教上说，这种整个国家的理论热情和宗教感情被调动起来，也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是北朝，特别是北魏这一朝。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进行自我改造。其中北魏孝文帝，最是了不起，穿汉服、学汉话、信佛教，把都城从平城（大同）迁到洛阳，在大同开凿云岗石窟，后继者在洛阳开凿龙门石窟。南朝留下的是佛教思想及其学派，体现了学术的繁荣。北朝则以丰富的想象力把一个个佛菩萨搬到了人间，并且凝固在那里，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和无量功德刻在了石头上面。

我们常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那么什么是庄严国土？记得赵朴老曾经在一篇讲话中说，要用寺庙这种文化符号、文化要素，点缀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深一层意思，就是净化内心的佛国净土。《维摩诘经》中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所以寺庙是文化传承的场所，是出家人的安身之所，是对民众教化的场所，是文学艺术的殿堂。它既有宗教功能，也有文化功能、艺术功能、社区功能，现代又有了旅游功能、经济功能。所以寺庙是个综合体，同工厂厂房一样，是精神生产的基本单位。

3、理念

刚才说的都是有形的，这里是无形的，但似乎更加重要。

佛教留传下来最宝贵的是思想和理念。这些理念有的已经渗入到我们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指导我们言行的内在的法则。比如慈悲、智慧、平等、中道、包容、清净、圆融、无我、尊重等等。理念指导行动，行动创造财富。所以可不要小看这些观念。迷悟就在这一念之间。而且这些理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做一天容易，奉行一辈子难。
这些理念又不是干瘪的，而是化为了生动的形象。比如观音菩萨代表了慈悲、文殊菩萨代表了智慧。《法华经》里专门有一品是常不轻菩萨品，这位常不轻菩萨在中国不大受重视，他代表了尊重。他从不轻视、蔑视任何人，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他，他都会说，我要恭敬你，绝不敢轻待你，更不敢瞧不起你，因为你们每个人未来都要成佛。所以在座的诸位，千万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你们都是要成佛的。

佛教的道理不仅精深，而且微妙。《妙法莲华经》被称为经中之王。从题目上看，这部经首先就在于一个妙字，妙法即佛法。据说，当年智者大师讲“妙”字就讲了一个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奥妙，人生充满了奇妙，生活洋溢着美妙，佛法处处透着微妙，所以妙不可言。

我们有时候发现，苦苦追求的东西不在我们的前面，而是在我们的身后，就在文化传统里面。也不在远处，而是近在眼前。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内心里。

佛教里有一段很有名的公案，《大珠禅师语录》载，曾有一位僧徒来问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他回答：“用功。”问怎样用功，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意思很简单，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他是嘲笑有的僧徒“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佛教的妙法、佛教的理念是既高远又平实，既精深又平凡的。它不在真空里，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吃饭就是禅法。连明代大儒王阳明也说：“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阳明全书》卷二十）北京白云观历史上有副名对：“世间莫若修行好，天下无如吃饭难。”

有人问了，佛法那么多理念，现代社会需要哪些？

这里我讲讲明心见性的问题。佛教是讲心的宗教，佛教对心的观照，学问可大了。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探讨，这是宗教的拿手好戏，对佛教来说，这更是看家本领。佛祖算把我们人类的心，群体之心，个体之心都看透了。诸多佛教经典都讲到心，而且讲得细致入微。

《华严经》：“三界虚妄，但是心作”；“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

《楞严经》：“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
《楞伽经》：“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六祖坛经》：“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世人性本自净……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

《大乘起信论》：“三界虚伪，唯心所作”。

《宗镜录》记载，有檀越问安国：“和尚是南宗北宗？”答说：“我非南宗北宗，心为宗。”又问：“和尚曾看教否？”答云：“我不曾看教，若识心，一切教看竞。”马祖道一说：“凡所见色，皆是见心。”

我们的时代是个科学至上，物质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人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对自然界、对外在世界，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化令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奔跑着追逐时代的脚步。世界越来越大，地球越来越小，人心越来越不安。我们却不知道把心安顿在哪里。俗话说，心猿意马，人心恰如动物园，热闹得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佛教是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运用佛教的理念，清净我们的内心。

前不久，听有位学者用三个“JING”字来概括儒释道三教。他说，佛家是干净的“净”，道家是安静的“静”，儒家是恭敬的“敬”，这样的解释，蛮有道理的，也是蛮巧妙的。面对这个喧嚣的世界，我们确实需要这三“JING”。以敬畏的“敬”来建立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用干净的“净”来纯洁我们的社会，用安静的“静”来对治我们躁动不安的心灵。

中国佛教的方向是人间佛教，从太虚大师提出到赵朴老努力践行，快一个世纪了。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感到人间佛教的理念很好，但需要化为可操作性的思想与行动体系。

柏林寺在这方面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即把“禅”落实到生活里面去。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真正的人间。我们每个人都对生活有发言权。因为谁也离不开生活，如同离不开吃饭、穿衣、睡觉一样。生活里又充满了酸甜苦辣，充满了喜怒哀乐，充满了生老病苦。“禅”我不懂，也说不出什么，要请教在座的高僧大德。但从大家进了寺庙后的表情，可以看出来，禅是使人喜悦的，给人快乐的，是让人增长智慧，减少烦恼的。“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对这个社会，“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有助于增长良心道德。

生活禅的理念认为，对自己要觉悟人生，对社会要奉献人生。做人要“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做事要“信仰、因果、良心、道德”。我们生活在分享的世界里，当然感到充满快乐、法喜。

生活禅夏令营已经十五届了。十五年前，她象一朵初开的白色莲花，柔弱但却清新、自然。十五年的历程里，虽然风风雨雨，她已茁壮成长，嫩芽已变成枝叶。我感到还需要我们精心的呵护，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关爱。我们期待着她结出更多的智慧花果。
以上讲了佛教给予我们的资源。这种资源既为佛教团体、佛教场所拥有，也是一种社会资源。信仰者可以从中汲取灵性的力量，借以安顿身心。学者或者学术界可以以其为对象进行研究，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规律，可以做历史的考察、可以做哲学的研究、也可以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艺术家、文学家也可以从中获取创作的灵感。正当我们这个星球面临着能源的危机之时，请让我们大家也都来加倍关注、保护我们的文化资源，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佛教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问题是提给大家的，从各自的角度，各自的岗位，我们能为佛教做些什么？
从政府的角度，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两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比如，佛指舍利赴台湾、香港供奉。2002年，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赴台湾供奉，历时三十七天，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中，有四百多万出来朝拜，让我们看到了佛教的巨大影响力和凝聚力。又如海峡两岸佛乐团联合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加拿大展演，梵乐阵阵，让我们看到了佛教文化艺术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2006年4月，中国佛教界在浙江杭州和舟山举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是一次大型的国际宗教会议，对于中国宗教史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盛会，既是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多年的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第一次，还是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的一次佛教盛会，举国关注，世界瞩目。有三十四个国家和我国台港澳地区以及大陆的代表一千多人参加。涵盖了佛教界、学术界、工商界、政界等多个界别。论坛历时六天，跨越了杭州、舟山、上海三地。这次盛会不仅推动了各国、各地区佛教间的交流，也是教、学、政、商之间的一次对话。就佛教来说，南北传汇聚，三大语系俱全。红、黄、灰、紫各色佛教服装鲜亮夺目，场面蔚为壮观。

论坛邀请了老挝建国阵线主席西沙瓦?乔本潘、柬埔寨国务大臣兼宗教部长昆航等政要，以及斯里兰卡、越南、印尼、尼泊尔等国家宗教部门负责人和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英国菲利普亲王、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国学泰斗季羡林等给大会发来贺电。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杭州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时任浙江省人大主任的习近平先生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董建华也都出席了开幕式。十一世班禅也首次在这一国际宗教场合隆重亮相。高僧云集、高朋满座。

从举办这次论坛，我们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力量和潜力。在对外交流上，佛教完全可以发挥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韩国和日本佛教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对我们认祖归宗，其祖庭在我们这里，从而有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南亚、东南亚许多国家一向被称为“佛教国家”，供奉在我国的佛牙舍利、佛指舍利，对这些国家有着持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于台湾、香港、澳门而言，与大陆的佛教更是有着割不断的法缘、血缘、亲缘关系。

从外部来说，各个国家都在争夺宗教的旗帜，周边国家纷纷举办佛教大会。如尼泊尔、缅甸、蒙古、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都已多次举办了佛教或宗教的国际大会。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佛教界，多次呼吁大陆要举办世界性的佛教大会。

作为世界上佛教信众最多的国家，作为佛教历史没有中断、一直传承下来的国家，中国理所应当举办这样的国际佛教大会。

论坛的主题：“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既呼应了中央提出的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致力和谐世界的政治主张，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又契合了佛教理念。佛教是讲心的宗教，从而为世界佛教界所接受，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引起了广泛共鸣。

世界宗教领袖联盟秘书长巴瓦?简恩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恰当地选择了‘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个主题，它包含了佛教精髓和中国哲学的精髓，并使其富有人文关怀。在这个历史性时刻，这个主题显然受到了与会各方的极力称赞。”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展示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中国政府亲和、开明、开放的形象。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无神论政党执政的国家，能够允许并且成功地举办这样的宗教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宗教包容、尊重的宽广胸怀，体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智慧，是中国强大兴盛的重要标志和象征。

海外媒体报道认为，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是中国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是政府善待宗教的一个积极信号，在宗教政策上显示了包容和开放的胸襟；是中国民间外交一次成功范例。

对于佛教来说，论坛重新确立了中国佛教界在亚洲及世界佛教界的重要地位，增强了中华文化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

总之，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佛教，作为人类史上的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传统，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针对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