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举办生活禅夏令营的现实意义

昨天普茶时，我对十年的生活禅夏令营可以说是非常的感慨，有很多话要说，但为了把宝贵的时间让给净慧大和尚及法师、义工们，我只说了一句话。今天给我的时间较宽裕，在正式报告之前，我想先补充讲一下举办生活禅夏令营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夏令营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创举，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探索佛教将如何发展的一个了不起的形式，它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方式。我记得在第一届夏令营上，我作为学者代表讲话曾提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叫宗教问题。宗教本来不是问题，它是解决我们人生终极问题的一种最终极的方法。当宗教成了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人生发生了问题，出了问题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消极等待，只能自己想办法。夏令营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在那次开营会上，净慧大和尚就讲："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不仅要上下求索，而且还要八面来风。

我们都知道宗教对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与人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有利于我们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世界和平及人类的进步。可惜很多人看不清楚，经常明里暗里去打压、限制、挤兑它，这就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各个地方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与麻烦。我曾经用一个苹果的理论来说明宗教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即宗教由三个圈层构成，最核心的是信仰圈层。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以外在的力量上帝及真主作为信仰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基础。佛教的权威和合法性的基础来自于证悟的世界，来自于修禅实践以及修禅中所发生的智慧，这是佛教信仰的内核所在，离开了这个核层就没有佛教。光有核心圈层，佛教也是不能传向社会的，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以后，一度沉浸于极大的禅喜愉悦之中，但为了救度众生，为了把他的悟境传递给世人，他就开始初转法轮，从此佛教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世界。昨天大和尚还提到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就是说佛教产生在世间，而又超越于世间，是提升我们世人的一种宗教，它必须存在于社会，与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发生关系。佛教还必须与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相适应，佛教当初要适应于婆罗门社会，进入中国后要适应于帝制的封建社会，当然也要适应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必将与将来的社会相适应。这是佛教的第二圈层，即社会圈层。第三个圈层是文化圈层，就是要以文学、音乐、建筑、雕塑等各种各样的文化外型、外延来表达佛教的内在思想，以声音、形相做佛事。这三个圈层最核心层的是信仰圈层，如果没有这一层，佛教就徒有其表，就不成为宗教。以什么样的形式，使外在的社会、文化圈层与内在的信仰核心之间，发生互动的效果？一方面使内在的信仰圈层走向社会文化，去弘法利生；另一方面由外向内，要形成从社会、文化走向佛门，走进佛教。可以说生活禅夏令营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既把佛法戒、定、慧的精神由寺院、佛教界向社会外界扩展、推广，又将天南海北的营员引进到柏林禅寺这个正法的道场，这就形成了内外互动、上下交接的良性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形式，是一个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宗教智慧的一种形式。可以说我们完全认同这个事业，也完全参与这个事业，通过这一形式，我们不仅在继承历史，也在创造历史。

举办夏令营的意义还在于，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处在一个关键点上，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时期。一方面我们的宗教只能在宗教场所内活动，我们不能走出庙门；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其他宗教以及准宗教、类宗教、伪宗教等大踏步地在社会上传播。所以佛教处在一个被捆住双手和人家竞赛的尴尬境地。因此，夏令营的形式确实很了不起。我本人除参加了四次，还写了两篇文章，在复旦大学建立了有关夏令营的数据库，收集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等资料。我有一位学生在法国攻读佛学博士，就是以生活禅夏令营作为他博士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也是来自于柏林寺，在普光明殿后面有块大石碑叫《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当时我看了这块碑文是赞叹不已。明海法师在1996年很慷慨地送了我一套复印资料，资料输进电脑后，通过排比做了些分析，在1997年完成了初稿。在此，我就中国佛教发展的出路先谈谈写这篇文章的一些动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方面有咄咄逼人的基督教，另一方面有借着佛教被捆住双手双脚的机会，打着科学主义旗号的准宗教及像法轮功之类附法外道，佛教该怎么办？我们分析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在信仰素质方面，佛教无疑有待提高，因为中国佛教发展到后来，受三教合流的影响，我们的信仰素质并不是很纯。第二在组织规模方面，佛教绝对是个弱项、软档。第三在文化品位方面，佛教肯定是最高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在组织规模、组织制度上面找出一种新的形式，否则我们很难抵御会道门及基督教的冲击。一位地方宗教局长曾对我讲，基督教要在九华山传教，这成何体统？我们中国佛教是以寺院为单位，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寺院之间没有横向联系。现在的寺庙大多分布在各大中城市及旅游点上，而中国广阔的信仰天地却充斥着各种会道门和其他宗教。所以我们只有走出围城，走向广大的农村，我们的佛教才能有出路。

历史上我们佛教有没有这样的组织形式？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南方以"法社"为主，北方以"邑"为组织。所以当时我看到在柏林寺有这麽块三千邑众的碑文，真是欣喜若狂！因为至今为止，以我的水平和眼界还没有看到比三千人数更多的碑文。一般北方的邑众只有几十到百来十人，最多也就1000来人，柏林寺号称三千邑众，实际是2048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佛教群众组织及其形式，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引起我们的深思，这便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这篇文章初稿匆匆忙忙写完后，我就拿去参加在无锡召开的佛教文化艺术研讨会。会后有几家杂志想要稿子，我都没给，因为碑文由于年久的剥蚀有很多缺字，我很想补全它，但一直没有干完，也就不好意思拿出来发表。这次经不住《中国禅学》吴大主编的多次催促，勉勉强强拿了出来。下面我就顺着文章的次序谈些个人的感想，同时再次感谢净慧法师和明海法师，没有1996年给我的复印件，也就没有条件来写这篇文章。

二、社会大众：佛法的化导对象与存在基础

在大学里讲佛教史时经常会发生一种数典忘祖、忘恩负义的作法，光讲高僧传、精英佛教，而忘了佛教存在的基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构成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佛教才真正是中国佛教的主体。我们以往的佛教史仅注意精英佛教、高僧传，而没有注意人民大众。因此我们指出中国佛教一开始就向两个方向发展，而且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南方和北方的组织形式是不一样的。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请教净慧法师，在我们的刊物、文章里，经常宣扬道安法师的一句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我很奇怪道安法师最得意的弟子慧远法师住在庐山却30年不出山，他也有句名言是："沙门不近王者"，当时我便提了出来，大和尚当时是含笑不语。我觉得昨天普茶时，大和尚的讲话回答了我十几年前的那段困惑，就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党的政策，要把党的政策学好、学活，用活、用足，这也就是道安法师的那句名言。其实这两位高僧一个是代表北方，当时北方国土分裂、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而统治者大部分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较低，但很容易受到佛教的感化。当时很多高僧大德们，如道安法师的老师佛图澄，感化了当时的暴君，允许汉人出家当和尚。当时南方的文化程度较高，但佛教的精神在衰退，世俗化泛滥，必须要以身试法，树立高僧形象，就有了慧远法师在南方庐山30年不出山一步。因此，我们不能拘泥，有所偏废，强调精英佛教而废弃、鄙视人民大众的民众佛教，实际上中国2000年佛教史的主体，正是大量目不识丁的佛教徒支撑着我们整个的佛教事业。

南北方的组织不同，南方是以慧远大师结社的庐山莲社为特点，使南方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团结在当时的高僧大德周围，把佛教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典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慧远建设庐山僧团的理论与实践"，应该说我是下了很大苦心的，虽然正文只有四、五千字，但寄托了我们对中国佛教发展的一点思考，特别是在世俗化、庸俗化泛滥的今天，特别应该高扬庐山莲社的风范。北方是大量以"邑"为代表的组织形式。我们经常在佛教史上看到的是"社"、"邑"或是"义邑"。在宗教学上这三个词汇所代表的意义不同，"社"是从土地神祭坛召开的村社会议而来的，围绕祭土地神、谷物神，寄托着对五谷丰登地期盼。每年逢到重大的宗教节日时，当地的村民聚在一起，献上最好的供品，期望着社神带来丰收与幸福的生活，社庆节日是当地村社重大的社会活动。"邑"更向平面发展，代表居住的区域，后来的佛教组织就以社、邑代表着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暂时或长久的一种组织方式，"邑"更呈有较大的包容性。"义"就好象义父、义子，超越了一般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带有更高的联系，即宗教关系，特别是世界宗教，它超越了狭隘的血缘、种族、民族等关系。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群可以在共同信仰的旗帜下，走到一起。"义邑"超越了中国古代原始的宗教方式，也超越了一家一系为特点的宗教形式，超越了一村、一乡、一地区，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的宗教形式。从南北朝开始，义邑的组织形式就存在于中国南北方广大地区，一直延续到金、元时期，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消失了，但至少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如果中国组织形式走得好的话，佛教完全可以建立类似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这样的组织后来夭折了，这是另外的话题。至少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有着一种以僧人为精神导师、以地方的土绅豪富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团结广大的信教群众的这样组织形式，遍布中国的南北。所以我们找到这块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前瞻意义，何况是还没有找到比三千邑众更大规模的组织，这个组织形式恰恰在柏林寺发现。所以当时我见到该碑文是非常兴奋的，可惜我的文章没有做好。

具体有关碑文的缘起在文章里已写了，经过数据统计至少得出了刚才的结论。法国学者谢和耐重点谈到了以血缘和古代宗教的崇拜方式所凝结聚集起的"社"和"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也收到了台湾佛教学报有篇文章叫"北朝佛教社区共同体的法华邑组织与活动"，也是在河北发现的碑文，里面义邑的人数是一百多人，是以姓李的村庄为主体组织起来的邑社，这个碑文虽然很有意义，但柏林寺的碑文所显示的群众基础远远高于谢和耐和法华义邑碑。柏林寺碑2048人广泛分布沃州等数百里的区域，其中女性至少为649 人，副功德主三人都不代表当地的大姓，可见"三千邑众"不是以地区、社区为主体的共同体组织，也不是以宗社为单位纽带的组织。"三千邑众"是以塑佛像活动为首要任务，为募集资金而聚集起来的一个比较松散性的跨州县组织。在中国历史上，佛教要在国家体制之外建立一个跨州县的组织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是义邑没有可能延续下来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维系佛教经济的理论基础

在这里面我引用了赞宁在《大宗僧史略》中的史料，指出社邑对于维系佛教经济起到了"众轻成一重"的意义。每个人所作的任何一点贡献，无论是出钱还是出力，都是很轻微的，但千千万万的众轻构成了一重。所以佛教的经济不是一家一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大众来参与，大众的每一分子都是一轻，由众轻才构成了我们辉宏的事业。

我对慧远法师是情有独钟的，他确实了不起，他当时在庐山与长安遥遥相对成为两大佛学重镇。北方重镇的领袖人物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道安劝皇帝从新疆请来的大法师。而道安法师是北方皇帝符坚发四十万大军攻下襄阳给抢到长安的，当时北方统治者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只要是人才就要去抢。慧远知道鸠摩罗什到了长安以后，就通过军队传信与他讨论佛学。尽管在中观方面慧远不及鸠摩罗什的水平，但鸠摩罗什非常信服地给慧远写信说自己在道德、学问、辩才、福报等各个方面不如慧远法师。所以慧远法师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南北公认的佛教领袖。道安和慧远的修学道路构成了中国佛学的主流，就是重视经典、重视修行的这样一个传统。尽管我们非常推崇道安和慧远，但在整个佛教史上他们毕竟是极少数，以至于我们现在还很难看到这些法社的资料，只能从一些片段里看到这些资料。现在我们能接触、认识到的佛教组织其实都是大量的下里巴人，广大人民大众在这些碑文里比比皆是。所以从南北朝以来，在广阔的农村和市镇当中，活动着大量的社和邑这些佛教组织，通过讲经说法、写经颂经、供养僧众、雕筑佛像、建立佛塔等等活动，把佛教推广为整个的社会群众运动。

庐山慧远是精英佛教，还有赵州禅师回答弟子说的我不下地狱，谁去等着救你们，这种为众生解放而甘下地狱的菩萨精神，恐怕很少有人敢于接受。反过来，我们弘法的方向、举措，如果离开了下层民众，恐怕很多方面就是对空说法。因此，我们提出这块碑文体现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后期是如何转向世俗化、民众化的，玄妙、圆融、形而上的道理必须落实到形而下的普通大众的生活之中。佛教是非常玄远高妙的，但佛教传播的区域、人群却是我们这些正常的凡人与俗事，如果佛法不能为凡人所接受，佛法不能处理我们身边的俗事，那么它的群众基础是极其有限的。形而上理论的必须走向形而下的凡人俗事之中，碑文提到"庄严门内，万行无亏；真如海中，一毫不舍。"对广大民众要"籍相生善，称名修因"。记得在1993年我到过东北鞍山，那时天山掉下一块弥勒大佛，请我去开一个所谓的专家论证会。当时千山旅游局局长和我讲，有很多事情没法理解，天上掉下的弥勒佛仅次于乐山大佛。在开光时，现场成千上万的群众看见在佛的双肩停了一群鸽子纹丝不动，天上飘来两朵云彩，一朵是细长的，一朵是圆滚滚的，于是群众都下跪欢呼。这件事情我没看见，给我提供看照片的都是当地党政官员，他们比和尚还积极，他们要我论证。在这之前，当地博物馆馆长讲通过考证，明代就有祭拜石佛的像徽出土，证明明代就有人把它看成是佛；当地气象局局长讲，根据40多年的气象水文资料，当时晴空万里，从湿度、风向、风力、气温方面看，是不可能出现云彩的，对突然飘来的两朵云彩科学上是无法解答的。之后他们让我从佛学上予以解释。我当时很狡猾，就讲了苏东坡与佛印禅师，一个说对方是牛粪，一个称对方是佛的那段故事，最后我讲由于鞍山人民心中有佛，所以看到云彩是佛。当时我很得意，觉得是个妙答，既维护了一个学者的尊严，又给主人以欢喜。会后那个旅游局局长还找我咨询，说要好好开发这个道场，问我有什么好主意，我说关内有金、银、铜、铁四大佛教名山，佛法发展到现在也该普照关外老百姓了，所以历史发展到1993年，天上掉下了一尊弥勒佛，你们就好好建弥勒道场。他又问我该怎么建，我说就要先投钱，北京有一个慈氏学社很穷，有很多经典要印出来但没钱，你们可以去扶持一下。但遗憾的是，那些局长们光知道把钱投向官府，而不愿意投点有积极意义的小钱，所以过了十年，弥勒道场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经过这十年深深反思，我觉得刚才提到的"籍相生善，称名修因"，它解决了非常高超的佛学哲学思想，跟广大民众之间要通过什么样的中介、纽带把它联结起来。碑文里讲就是为了塑像临时组织了三千邑众，为了使大家参与，必须先取得大家对要做的事情的认同，认同的思想基础在碑文里也谈到了，谈到了信与相、空与有、理与事之间的辨证关系。

通过碑文得出的结论是：佛法的理想是神圣的，但神圣的理想是通过世俗的群众和世俗的手段实现的。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僧俗共同实行普度众生的原则，社邑这种组织提供了实现这种原则的场所。不论贫富贵贱，俗人通过加入社邑这种媒介，为自己积累获得解脱的功德。可以说，为自己及家庭的现世和来世而做功德的愿望，构成了维持社邑经济及佛教艺术的基础。这方面是我过去比较忽略的，包括对千山的做法，反思下来我觉得非常好，以前我是把它作为负面的例子，说都是为了钱，为了旅游去发展。现在通过法轮功事件之后，我们是痛定思痛，觉得这样大的石头多掉下来几块才好，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世界主的精神是通过我们俗人恶的欲望所实现的。"要赚钱就让他们赚，赚到钱才有护法的动力，我想东北没有那块大石头在镇着的话，还不知道法轮功要猖獗到何时。我觉得这块大石头在1993年掉下来很有道理，因为1992年那个吹小号的李大师刚冒出来。如果用我们的佛法，即便是"籍相生善，称名修因"，也完全可以抑制法轮功的泛滥。

从真、俗二谛的角度，从精英佛教与民众佛教的关系来谈对碑文的理解。我再举个例子，第二届夏令营时，我们请来了台湾的惠空法师，这位法师的弘法热情非常高，称得上是我们佛教的传教士。有一年他把我请去台湾开会，然后介绍到几个研究所讲学。有次在严光研究所讲课，这个研究所建立在一个骨灰堂上，骨灰堂对外收钱，讲完课后有位比丘尼问我如何看待利用放骨灰对外收钱的事实？我回答说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得了便宜去卖乖，现在我们能坐在研究所，能坐而论道，这个资金就来自于骨灰堂的收入，来自于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公公、老婆婆，他们把自己辛辛苦苦省下来的钱放进功德箱里，来参加我们各种各样的法会。"众轻成一重"，没有他们的付出与投入，我们凭什么在上面坐而论道，我们没有理由去轻视这些活动，我们不能故作清高，没有这底下俗事的铺垫，就不可能有我们更高的精神活动。这也是我经过几年后的思索，不断的反思所得出的一点心得，后来我对这些方面的事情是比较理解的。但对非佛教人士，打着佛教的旗号去赚佛教钱的那种丑恶行为，我们还是要说的，这几年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对那种打着佛教旗号来掠夺佛教财产的行为发出我们自己正义的声音。1999年我在《佛教文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庙产兴学百年记"，我认为庙产不仅仅是有形的佛教房地产，更多的是指佛教无形的知识产权。"佛"的一字，价值连城，好多佛外人士就打着佛的招牌，拼命地捞取财钱。面对这种丑恶现象，作为知识分子不能袖手旁观，要引起佛教徒的警惕，否则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四、以音声形相而作佛事

碑文用法、报、化三身说，为三千邑众阐发了塑造佛像的理论基础，引用的是永明延寿的论述。永明延寿是北宋初期的一位禅宗大师，他有感于当时的口头禅、野狐禅、文字禅的泛滥，禅宗的精神日益衰退，特别是有些离开经教，胡棒乱道的那些野狐禅。他提出了禅教一致，禅教一致之后又归向净土，它所著的《万善同归集》和《宗镜录》是中国佛教非常重要的著作。近来禅宗丛林的思想大体上是以华严宗和禅宗相结合。
赵州禅师的三段论非常巧妙、紧凑，先是对有形的塑像表示不屑，再是对性相不二的肯定，最后对塑像予以肯定，即否定、否定之否定到绝对圆满。云门也有三句论，即截断众流、涵盖乾坤、随波逐浪。我在云门寺讲课时还插了四句：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为了不白说。云门三句的"截断众流"与赵州的第一句是绝对相似，"佛之一字，吾不喜闻"的这种气度就相当于截断众流。学佛是大丈夫所为，我们一定要斩断烦恼丝，要有把天下所有事情全部否定的勇气。有这样的勇气，还要想到世上绝大多数众生的觉悟还有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包容、大度，要有"涵盖乾坤"的大度。自己成就以后，还要重新回到世俗社会"随波逐流"，作镜花水月之佛事。这三者是浑为一体，离开了第一句去谈第三句那叫同流合污，有了前面的铺垫，才胡来胡现，汉来汉现。通过对云门禅师的学习，我们对现代社会上一些乱七八糟侵害佛教的事情，我说不说白不说，20年前是不让说的，现在总算可以说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但由于我们共业所感，还有种种不如意之处，现实很多情况是说了也白说。因为我们有希望存在，所以白说还得说，目标就是为了不白说。应该说我这四句是在学习了云门三句及赵州三段论之后的一点小体会。

碑文对既不能执理废事，也不能执事废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华严宗五时判教对空有的树、遣作了层层交代。被空的思想所否定的具体事，到了圆教阶段又统统肯定了下来，如果不这样理解，那又如何去理解生活禅？我们说佛教苦、集、灭、道这四谛，佛教的出发点、基础在苦谛，如果我们不知道世间是苦的话，就不可能生起出离心。所谓出离心就是对世俗社会的一种批判、否定与超越，离开苦谛与出离心就不是佛教。仅停留在这个出发点上是远远不够的，当我们用空的思想对世间所有的东西进行批判、否定之后，还必须重新回到世俗，作镜花水月之佛事。因为佛教是一个觉悟的学问，是一个使人觉悟的宗教。人悟道有先后，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更多的不知不觉。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全世界人口有60亿人，信教的群众占80%，不信教的只有一小撮。在信教的人群中，33%以上是基督教，人数占20亿；信伊斯兰教的占12亿；其次是信印度教的；信佛教的仅占了3.6亿，占6%。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个前景，我们把这3.6亿称之为广大的后知后觉者，3.6亿之外都是不知不觉者，必须要用他们喜闻乐见、愿意接受的语言，所以还得回到世俗社会，用凡人凡事去作佛事。碑文所阐述的是这么一种关系，所有被小乘教、大乘始教所否定的世间现象，在空有双遣的基础上，在圆教阶段又重新安立下来。因此，洗钵、喝茶都是禅道，这便是圆教的立场、境界。

五、永恒的张力：神圣化与世俗化

经过上面所谈的理与事之关系，通过标点和解释，大家可以直接去看碑文。宗教是对生命层次的否定与超越，世间法是宗教在社会中发展的条件，没有世间法，宗教就没法存在与发展，但光是世间法，则不是宗教。出世法是本，世间法是用；出世法是理，世间法是事。我们既不可以偏事废理，也不可以偏理废事，应该是理事交融、空有不二、真俗不二。但有一个主次之分，出世法是本、是体；世间法是末、是用。佛教的内证体验，超越哲学、佛国理想、修行仪规等信仰内核，要透过世间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拓展到世俗的文化领域，取得媒体的传播和表现形式，以此实现改造并提升世俗生活的本怀。世俗化是佛教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世俗化就是被十二时使，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碰到了很多大师，经常讲政治话，比党的干部还更像共产党员，这是由于我们的禅师长期以来被十二时使。"你被十二时使，老僧使得十二时"，"你被江湖所转，老僧转得江湖"，你被世俗所困，我们则要超越世俗。我想千言万语都不要说了，赵州禅师在这一段公案里都一句道尽了。我们再重复一遍：僧问赵州："十二时中，如何用心？"师云："你被十二时使，老僧使得十二时，你问哪个时？"大家去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