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崇恩主义的宗教，父母、众生、国家、三宝，称为四恩，孝养父母、广度众生、爱护国家、恭敬三宝，不是为了求取什么，完全是为了报恩的动机。所以对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不容怀疑他的国家意识。

佛陀释迦世尊，成道之后，经常在外游化，很少回到自己的故国迦毗罗卫，但当他晚年时代，舍卫国的青年国君琉璃大王，为了报复迦毗罗卫国在他少年时代给他的侮辱，便发动大军，誓言消灭迦毗罗卫的释迦种族。这被佛陀知道了，便一个人在琉璃王的军队必定经过的道中，坐于一棵枯树之下，任由烈日曝晒。琉璃王见了便问佛陀，何以不坐在有叶的树荫之下？佛的回答是很感人的：“亲族之荫故胜外人。”（增一阿含卷二六等见品之二）

就这样，琉璃王进军了三次，三次都见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所以也撤退了三次。到第四次，佛陀知道这是释迦族的共业，也是无法挽救的定业，虽然同情与惋惜，也是爱莫能助，琉璃王第四次进军时，佛陀才放弃了挽救故国厄运的努力。

在中国佛教史上，比如玄奘大师出国之后，曾为中国的文化在印度留下了辉煌的成果，虽在印度受到了崇高的敬仰，但仍念念不忘返回祖国的怀抱；法显大师在锡兰时，有人供养他一面中国的白绢扇子，他在异地见到了祖国的东西，竟然激动得“泪下满目”，这种热爱祖国的情怀，实在也是佛教精神的流露。

在唐朝的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因为国库的财政贫乏，就有神会大师出来，帮助郭子仪，大事筹募，以“香火钱”所得，接济当时的军需，终于平定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洪武，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民族英雄。但是谁也知道，明太祖不仅是正信的佛教徒，而且在他少年时代出过家。近代有一位宗仰法师，是中山先生的知友，他对国民革命，也曾付出了许多的贡献。

当然，若从佛教的理想社会而言，佛教决不是偏狭的帝国主义者，而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或世界大同主义，乃至是无限的宇宙大同胞主义，因为他爱全人类乃至爱一切的众生。可是，民族主义乃是达到一宇宙大同胞主义的基础，若要达成这一目的，必先要从热爱他的国家民族做起，否则便无从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