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活与“生活禅”
㈠生活就是烦恼，有烦恼就该修行
慧公老和尚说：“我经过将近七十年学佛修行的体会，觉得我们人生除了生活以外，好像没有第二件事。那么什么是生活呢？我们处在迷惑的状态下，生活就是烦恼，有生活就有烦恼，有烦恼就该修行。烦恼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穿衣、吃饭、人来客往、工作上班，乃至起心动念都是生活的表现。因为我们还处在迷失的阶段，所以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生活也是一种染污的生活，染污的生活就是烦恼、就是生死。既然烦恼在生活中，生活就有烦恼，我们怎么样来转化烦恼呢？就在生活中修行，在生活中来转化烦恼，这就是生活禅法门。也可以说生活就是烦恼，禅就是菩提，在生活中转烦恼为菩提，这就是生活禅。”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幸福，有烦恼即是不幸福的，预防烦恼、化解烦恼乃至不生烦恼就成为人们实现幸福的必然途径，化烦恼为菩提也就成为佛教的功能与手段。
“我们处在迷惑的状态下，生活就是烦恼，有生活就有烦恼。”所以，人生的觉悟必须在自我的生活中！人生的修行也必须在自我的生活中！也就是在生活中，预防、化解乃至在觉照下不生烦恼。
“生活禅”，是慧公老和尚结合当代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人生实际、佛教发展状况，所提出的人生佛法修行理念。
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所谓“生活禅”，即是在生活中、生活的当下，修学禅法，体悟禅法，实现智慧的生活。
什么是智慧的生活？智慧的生活就是远离烦恼的生活。生命本无烦恼，生命本自清净无忧，因妄想、执着而有各种颠倒见生，所以烦恼不断。烦恼生则智慧隐，如云遮日。
㈡觉悟人生，即是在人生中觉悟
⑴烦恼在生活中，就当在生活中历缘对境修行
觉悟人生，简单的说就是自度。“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身？”
无始以来这些贪嗔痴的业力习气种子，藏于藏识之中，遇缘显现。所以才有各自喜好的不同，也就构成了各自个体生命的差别。人生不觉悟时，纯粹在这种内在业力的推动下，颠三倒四，根本无法摆脱任何烦恼。
唯有依照佛法修行，才能实现觉悟，走向解脱。纯粹以个人解脱为目的修行，即是佛法中的解脱道。了知一切现象的无常（包括个体的生命），了知一切现象的缘生缘灭，终归无常坏灭，断除我见、我执，证得无常空、缘起性空之二乘空慧，入有余涅槃，舍报时入无余涅槃，实现自我的解脱。但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行，非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早脱苦，是有这样的菩提心愿的。有菩提心愿，首先要实现自我的人生觉悟，自不觉者何以帮助他人实现觉悟呢？所以，面对世间的各种诱惑，必须培养自己的出离心，但出离不是离开，而是于心不染，于心不被世俗所缠。
佛法修学，有二个基本的立足点：一是立足于内观，于自我心性中安住谛观。二是立足于改变自我，克除自我的习气，直面自我的不足。前者是不离理体，后者是不离事修。离自我心性者，是心外求法，数他人宝；离自我实修，眼睛盯着他人他事，必落于烦恼，于己无益，尽皆落空。
⑵“生活禅”的核心在禅
“生活禅”的核心自然在禅，以禅的智慧指导生活才能叫生活禅，若只有生活而没有禅，那只能叫世俗生活。
禅的本质是般若智，禅的精神是当下承当、当下直了，直承真如本心的清净、平等、无分别。佛说：“直心是菩萨净土”。所以，禅必然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历缘对境，不起烦恼。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感受也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人，面对同一件事，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环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我们在饥饿难耐时，有人给你一块烧饼，你会有一种难得的温暖，充满感恩；如果在你酒足饭饱之后，还是给你一块烧饼，你可能不屑一顾。这种感受，在十二因缘中称为“受”。“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受”为外界影响于生理、情绪、思想等，所产生的痛痒、苦乐、忧喜、好恶等感受，由此有利(顺)、不利(违)、无利害关系(俱非)等境界，产生相应之苦、乐等主观感受，而引起远离违境、追求顺境等一连串爱欲活动。面对纷繁的世界，我们凡夫众生的心，一定是贪“乐受”而厌“苦受”，心念被拴在能给自己带来“乐受”的事物上。
佛说：“有攀缘识住故，入于名色；入名色故，有未来世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杂阿含经》）
攀缘识是什么？也就是大乘经典中所说的第七识，又叫末那识。而末那识并非一个什么固定的东西叫末那识，而是众生无始以来的习气种子，“攀缘”也是习气中的特点之一。这些习气的种子，聚集在一起，而藏于藏识之中，这就是“大苦聚集”。藏识即是第八识，阿赖耶识。
烦恼在生活中。不觉悟的生活就是烦恼的生活，烦恼的生活自然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而化解烦恼需要智慧，这种智慧就是般若，就是禅，这也是慧公老和尚提出“生活禅”理念的逻辑所在。
生活的幸福不是看我们得到了些什么，而是具有一颗时时安住的心。心念安不住，就没有真正幸福可言。安住的人不一定是觉悟的人，但真正觉悟的人一定是安住的。
安住一定是要心力的，这就是定，现代人是被手机、互联网牵着走，心念无法安住。自心安不住，哪里有觉悟可言呢？
㈢奉献人生，即是在人生中行愿
奉献人生即是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行，即是菩萨的行愿。众生在哪里，菩萨的行愿就在哪里。
与二乘解脱道不同的是，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证，于“理”而言，乃是以证得真如实相为见道，以成就无上佛道为目的；于“事”而言，乃是在众生中行道。心念安住于真如本心，在众生中作一切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之行。而不是仅以个人解脱为目的的。
《维摩诘经》云：“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 菩萨行于众生之中，一切具体所行，自然是有始有终，有生有灭，岂能离开有为法？离开有为如何作为？所谓无为，即指不依因缘和合而成的，不生不灭、无来无去、非彼非此的绝对，也是涅槃的异名。大乘佛教，以无为法为诸法之本体，与“法性”、“真如”等为同一含义。
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行，始终围绕着自度度他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发心修学佛菩提道，就是在众生中修行。《维摩诘经》云：“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菩萨为救度众生必须出没于众生之中，显现生、老、病、死之相。众生因烦恼病，而菩萨只是示疾。众生之病，由烦恼造作之业力而现果报。菩萨之病，因治众生之病而“病”，非“病”也，只是一种方法、手段而已。如果众生得离病苦，那么菩萨就不会再有病了。
本着这个理念，发心修学佛菩提道一定是在有众生的地方，有众生苦难的地方修行，而不是慕道山林，在什么渺无人烟的地方修行，那样的话，说穿了是二乘人的种性在起作用。
佛法是指导众生走向觉悟、实现解脱的，有众生的烦恼，就有佛法存在的意义，能为大家解脱烦恼，就是佛法存在的价值。与时代相适应，契理契机解决众生的烦恼，这是佛法的使命所在，也是“生活禅”应运而生的道理所在。如何使“生活禅”走得更远、更有实效、更为大众所乐闻、乐受，这是需要更多人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四、“生活禅”的时代意义
诸法因缘而生，因缘而灭。慧公老和尚倡导“生活禅”，正是应社会发展、佛教自身发展，以及当今众生心理、文化、精神、物质诉求，顺应这个时代而提出的当代禅修理念。藉 “生活禅”以绍隆祖师禅法，带动和引领更多的行人有学、有修、有实证，振兴整个汉传佛教。
㈠“生活禅”的出现有着时代的必然性
慧公老和尚说：“宋以后，不少参禅之士由于不明教理，不懂得禅宗的真精神，终日坐在禅堂里，默然观照，或者抱着个话头，极尽思维之能事，以为这个便是真实的做功夫。像这样的参禅，能得受用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逃出“枯木众”之数。需要不断地有人悟道证道是禅宗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最内在的前提和保证。禅宗最重视师资印证和法脉的承传，原因也在于此。一旦修行证果的人少了，禅宗的衰落便是必然之势。宋以后，禅门里虽然不乏龙象之材，但是比起盛唐时的群星灿耀，不可同日而语。”
当今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在看似繁荣和兴盛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深刻的、致命的危机。
佛法修学不同于世间法的理论与学术，既便是关于佛教的诸多理论研究，虽有其重要意义，但却不一定可以用来指导修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实证，把佛教经论中的理论、方法同人生的实践相结合，获得人生的觉悟与自在的受用。
由宋而至今日，又经历了一千余年，特别是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佛教已经支离破碎，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各种硬件设施的快速恢复以及信教人数的大幅攀升，佛教自身的不足愈发突显。既缺乏引导实证的理论，又缺乏踏实的实证精神。前者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实践问题。
引导实证的理论从哪里来？毫无疑问从经典中来。但怎样正确的契入经典，也就是怎样真正读懂经典，却是当下修行人的瓶颈所在。一者是存在着否认大乘经典、不读大乘经典的思潮。或认为“大乘非佛说”，或以某种具体的方法取代经典的学习，认为那样才是精进、才是专一；二者是依文解义，将经论的文字表义加以解释而已。
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经论研究，虽有诸多的积极意义，但其中最为缺乏的乃是自身的修证，这些研究理论，无非是意识思维层面的，考据、推测、想象、思辨的结果，是世间法的产物，是不能用来指导佛法修证的。依文解义者常依文字相而使人心往外求，心外求法是背离佛法正义的，既不能改变自我，又容易贪着魔事。
禅宗所言的“不立文字”绝不是不要文字，而是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之相。禅宗所“立”者，乃是实相之道，悟证而可明见，若在文字上打主意，恰似猴子水中捞月一般。
佛法的修证，是自身生命的实践，是心灵的契合。所以，回归到佛教原旨，建立在真实信心基础上的修学实践，就显得必须而紧迫。
但是，当今社会环境下，又非常缺乏具体的实证精神。一方面，求道的热情很高。但由于缺乏正确的、可行的理论引导，很多人长时间的处在摸索或盲修瞎炼之中。不仅不会有觉悟与解脱的受用，同时还会与似是而非的各种邪魔外道结缘，求道不成而落之魔臼。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继承传统，沉下心来，深入经藏，做些真实的修证功夫。这样一来，各种学说铺天盖地，但这其中有多少是由佛教的原旨而来，不失佛法的真精神的呢？有多少是自己真修实证而来的呢？有多少是可以真正引导他人走向觉悟、实现解脱的呢？这很难说。更多的只是落在意识心的思维想象和推测上，落在宗教情绪上，有些甚至落在民间宗教的鬼神信仰上。
慧公老和尚是洞察出这些问题的，是感受到这种紧迫性的，是在有感于汉传佛教的生存危机及现实可能的情况下，提出“生活禅”理念的。所以“生活禅”的出现是时代的呼唤，有着时代的紧迫性、必然性。
慧公说：“生活禅跟这样一个时代，所谓信仰缺位、道德滑坡、乱相丛生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们佛弟子应该尽什么责任？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的事，我们怎么样帮助国家治理得更好，使人心更加清净，使社会更加祥和，使国家更加安定，我觉得我们作为佛弟子有责任，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弘扬出来，最切合实际的东西弘扬出来，最贴近生活的东西弘扬出来，使我们大家都能沐浴在佛陀慈悲智慧的光明之下，能够净化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生活，美化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生活在一片祥和之中。提出生活禅，无非是如此。”
㈡“生活禅”是对中国禅宗的传承和发展
“生活禅”理念的确立，并不是突发奇想，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中国禅宗的传承和发展。
⑴传承性
①慧公说：“我之所以选择禅宗作为终身修持弘扬的法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基于对禅宗的历史地位之认识。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真正的中国化的佛教。在汉传佛教中，禅宗独称“佛心宗”，被视为佛教的“正法眼藏”，在整个大乘佛法中，其核心地位由此可以略见一斑。另外，中国汉传佛教在唐朝的时候虽有八大宗派之盛，但是会昌法难以后，唯禅宗一枝独秀，到了宋以后，禅宗已经成了中国汉传佛教的主流，以至禅宗的兴衰直接决定着整个汉传佛教的兴衰。从上述诸多方面来考量，可以这样讲，要振兴汉传佛教，想撇开禅宗而另立炉灶，几乎是不现实的。”
禅，被视为佛教的“正法眼藏”，这不是自冠自封的头衔，而是由它直指佛心、直言究竟的本质内涵所决定的，且是当下可以证悟的。这种所证所悟依之于大乘经典同时也接受着大乘经典的勘验，于理相合，于事圆融。不拘陈规，活泼灵动，平常朴实，唯自一心。当下承当，自在而为。如此即是振兴汉传佛教最好的抓手，以振兴禅宗而带动其他诸宗的发展与振兴。
这种传承是基于佛法修证的真精髓、真精神，永远是正法的灵魂与核心所在。离开了这一点再建构怎样的理论系统，也只是学术而不是如实见地，是不能引领他人修证佛法的。没有修证何来真实受用？禅正是在修证基础上的当下之用，不是宗派的理论知见。
禅不是宗派知见，而是心宗，直指佛心。佛法修学的一切法门，皆不离此心，离此心法即是心外求法，与佛道背道而驰。由此一心而化八万四千法门，所以曰宗。有人对祖师的语录有看法，这完全可以理解，这本身就是六祖以降的不足之处。但有《坛经》在，有宗有教，这就是禅宗立于中国1300多年不倒的核心灵魂所在。
②“生活禅”就禅宗的法脉传承而言，是清晰的、明确的。慧公说：“我是 1951 年在广东云门寺依止虚云老和尚受戒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接受禅宗的教法并依之修行，并继承了虚云老和尚的法脉。”
“我跟禅宗有着甚深的法缘。因为这个因缘，我便义不容辞地选择了禅宗，把它当作我毕生弘扬的最重要的法门，同时并把它视作振兴中国汉传佛教的关键所在。”
禅宗的传承是清晰有序的，这既是法脉人脉的衣钵延续，更主要的仍然是法义修证内涵的传承。“生活禅”即是在禅的内核下，在禅宗的衣钵下，掀起更广泛的禅法修学热潮，以期迎来佛法修学的又一繁荣时代。
⑵创新性
佛法是紧随时代的，因为不同时期的人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环境是不同的，引发人们生存矛盾、关注焦点也是不同的，而佛法是以预防和化解众生生活中的烦恼实现人生觉悟为目的的。所以，佛法教化的形式、手段必须是紧随时代的，必须是适应众生的。
慧公说：“应该说，生活禅的真正的祖师爷是四祖大师，他把禅融入到耕田种地当中，把耕田种地也当作是修行的一大法门，他提出，坐作并重。一方面是坐禅，一方面是作务，这个高明得很，不但解决了僧人的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跟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禅宗为什么能够发展，就是彻底地把佛教的精神，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国民情、中国国情当中，她能够铺天盖地地席卷整个中国佛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都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做这种不平凡的事业出来。”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克除传统中的弊端，建立适应时代、适应众生的禅修新理念，这即是“生活禅”的创新性所在。正如慧公所指出的那样：“不明教理，不懂得禅宗的真精神。”如此，不少人或以定为禅、或以神通为禅、以意识知见为禅等等，这些错误的知见固然不是由传统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于缺乏对佛法教理教义的真会通，缺乏真实的修证，知见模糊，久而久之，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便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也便成了修学者的大障碍。所以，现在佛教中最大的问题，乃是不通教义。连佛陀说什么都不知道，还能依法修行吗？还能直指佛心吗？
以佛法教义指导人生修行，参究人生现象、各种社会现实矛盾，以佛法智慧指导生活，这才是“生活禅”的目的。所以，“生活禅”的建立，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明了禅法教义。慧公说：“我们应当首先恢复或者说回到禅宗的原旨精神上面来。我曾经提出过“要回到六祖那儿去”，其出发点就在于此。”本文以慧公“回到六祖那儿去”为题，其意正在这里。
㈢“生活禅”具有广泛的融合性
慧公说：“在生活中，培养专注、清明、绵密的觉受，以信仰、因果、良心、道德为内容，不断优化自身素质，从而落实觉悟人生的宗旨。在生活中，培养以感恩、包容、分享、结缘为内涵的理念，不断和谐自他关系，从而落实奉献人生的要求。觉悟人生，所要做到的是要优化自身素质；奉献人生，所要做到的是和谐自他关系。我们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事？我们要永远地、无穷无尽地做这两件事，不断优化自身素质，觉悟人生；不断和谐自他关系，奉献人生。永远只能够主动地做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可能都只有被动去做，唯有这两件事你可以主动去做。如果我们把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和解脱道与菩萨道，进行一个连接的话，那就是以解脱道为目标来优化自身素质，以菩萨道为目标来和谐自他关系。以此两道的完美结合，落实“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生活禅宗旨。”
从“生活禅”的宗旨我们不难看出，“生活禅”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乘菩提的行愿。既然是大乘菩萨的行愿，他就一定是契理契机的。所谓契理，即契真如理体，契般若智慧，契禅宗正义；所谓契机，即契众生的根机，契时代之机，契众生的现实乃至烦恼之机。前者是理，后者是事。充分适应时代、适应众生而立足当下，正是禅的精神，灵活灵动。这种灵活灵动的方式方法，唯有一个目的，就是化解众生的烦恼，启发觉智。所谓法无高下，契者妙。能药到病除的药就是好药，禅正是应病与药的良方、良药。
但“生活禅”的创立也还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仍然还在起步探索的实践过程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距成熟与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但就其精神、理念以及已取得的经验看，他的特点是很明显的。
其一，“生活禅”虽然秉承着祖师的法脉，但对包括声闻禅在内的各种禅法是包容的、绝不排斥的。只要是能够引领众生觉悟的，无论什么禅法都接纳与包容。以圆融一乘的精神，容纳万千法门。
其二，“生活禅”的修学对象，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虽然以出家二众为骨干带动在家二众，但并不拘泥于四众弟子，而是开放的接纳社会一切有兴趣修学者。实践证明，二十多年来，以“生活禅”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就感召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出家，成为今日教界的法门龙象。
其三，“生活禅”虽然以祖师禅的修证精神为要旨，但广设方便接引之法，培养有兴趣的禅修者，全方位多层次地导向深入，以期有更多的人能悟明心性。好比从一宝塔的塔尖，垂一线而至地，这核心的中线就是真实禅修的方法与理念，围绕这一核心，建立于每一层面的各种方式、方法，接引各种类别的人群，都不会失去方向，背离宗旨。如何做到始终不离这个核心呢？只有藉教悟宗，以理导事，解行并重，理事圆融。否则，很难把握这个核心。
其四，“生活禅”秉持“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的理念，对“生活禅”修持的道场而言，即是广大的生活舞台，即是社会、人生的一切行中。因此，他既包括严肃的寺院生活，也包括纷繁的世俗生活。既有严肃的宗教信仰生活，也包容各种非宗教的文化生活。既有传统的佛教共修形式，又有适应现代人特点和需求的新方式。使更多的人感受禅的内在精神，培养具有禅意的文化气质，成为禅文化的广泛受众。
其五，“生活禅”虽然是典型的禅宗内核，但却并不固守禅宗的门户之见，在宗门法脉恪守严格的传承制度外，“生活禅”对佛门中的一切宗派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一切法门皆可以为我所用，不搞门户壁垒，一切有利于佛法中兴，尤其是汉传佛教中兴的宗派法门，“生活禅”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其六，“生活禅”虽然广具开放、包容之性，但却必是严格依佛教法，严格持守戒律的，尤其是四众弟子，必以持守戒律为其修持准则。绝不以破坏戒律、违反佛说教义、法义为代价迎合乃至献媚世俗人心。始终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宗旨，在生活中行愿教化。
五、《坛经》与“生活禅”
《坛经》对于“生活禅”而言，始终具有指导意义。《坛经》之所以1300余年长盛不衰，无论是于传统文化，还是佛法修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坛经》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佛陀教法与中国僧人修持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自达摩祖师将祖师禅法带到中国来，一直传到四祖，这一百五十年间，都是秘密传授的，其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乃至生命的代价。“因为达摩祖师来中国那个时候是以戒律为主的佛教氛围，达摩祖师所提出的那些理念，当时都没有人能够接受他，不光是理论和修行方法，人们不能接受，连他住在庙里的这种可能性都没有。”正是在这种碰撞之中，一代一代的探求、适应、融合，直到六祖才风靡天下，诞生了中国僧人创造的经典——《坛经》，引领禅宗一脉逐步形成繁荣鼎盛的局面，并一直影响后世，直到今天。所以，《坛经》对“生活禅”的指导与引领是全方位的，是直接的。
其次，《坛经》是中国禅宗大德修行实践的产物。正如我们在前述中列举的惠能、惠明求法得道的故事那样，《坛经》是诸多禅宗大德们修行实践的记录。有明确的教理根据，有具体的日常事修、有真实的悟证体验。所以，《坛经》对“生活禅”的行人而言，是最直接的实践指南。关键是要读懂、要真契入禅的精神，以理导事，理事圆融，行之于生活，才是名副其实的“生活禅”，倘若流之于清谈，终究是要落空的。
第三，《坛经》是哺育出众多大师的，并经得起岁月检验的智慧结晶。虽然称为六祖坛经，记述的是六祖的言教，但却是几代禅宗祖师共同智慧的结晶。1300余年来，《坛经》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宗门弟子，即使其他各宗各派，难得有人会说他没受过《坛经》的影响。光是宗门之内，每一个时期都不乏大师诞出。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生活禅”的修行者中，也一定会诞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禅门大师！
慧公说：“克实而言，生活禅的提出，并没有在大乘佛教和祖师禅的精神之外添加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只是将祖师禅的“将修行与生活打成一片”的特色更加突现出来而已。其本意只是想将祖师禅的修行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积极健康的、引人向善向上的生活方式加以提倡。这是我们佛教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社会大众寻找精神家园、落实信仰回归的迫切要求。我觉得，人间佛教精神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来讲，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否则，任何有补于世的好理念，都会变成空头支票。”
佛法修行，无论何宗何派，他必须依于佛说经典，以佛说经义作为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禅宗也不例外。“生活禅”作为禅法修行的时代理念，必须始终以佛法教义，尤其是了义经典为指导，这其中自然包括《坛经》。同时，“生活禅”作为适应时代的新理念在教学手法等诸方面，既是《坛经》的延续，又是其丰富和发展的新探索、新实践、新表征。
“生活禅”的理论探讨以及实践状况，又必须接受经典（包括《坛经》）的检验，这就是经典的勘验功能，所修所学若经不起经典的检验，无疑是个问题所在，行人当直面剖析，绝不可以自欺欺人，更不可以误己害人。
弘扬“生活禅”，推动“生活禅”，实践“生活禅”，就是当代大乘佛子的菩萨愿行，念兹在兹，唯在一心，宗通说通，全在行中，即使只有一滴水，也能映照着太阳的光辉，倘若把这一滴水放在大海中去，则能时时与日月交相辉映。
慧公老和尚常说：“跟我来”，“回到六祖那儿去”！
（以此回向与感恩慧公老和尚，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
（2015年10月31日于茅山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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